我们端午期间最常讨论的就是端午的节俗，可以称之为“节俗论”，而且端午很早之前就有这个节日了，所以每个朝代的端午习俗都会有变化，那么战国以来有关五月的节俗是怎样的呢？早期五月五日的故事有哪些呢？和小编一起去瞧瞧吧。

战国以来有关五月的节俗

被五月端午节吸纳进来的，还有战国以来有关五月的节俗。这首先是有关五月五日的习俗。我们前面讲过，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中存在一个由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结构而成的重数节日序列。在这一节日序列中，五月五日是一个急先锋，它早在战国时期已见端倪。如果考察一下战国至秦汉之间有关五月五日的习俗记载，那么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共通性的成分。

早期五月五日的故事

比如早期关于五月五日，就有一种“子克父”的俗信。

关于这种俗信，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田婴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宗室大臣，妻妾成群，有四十多个儿子。有一年五月五日，他的一个“贱妾”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命令扔掉他。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但那位“贱妾”最后还是舍不得，把这个孩子养大了，他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忌讳五月五日生子这种习俗，相当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除了克父，还可能害母。比如王充《论衡·四讳》就记载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又应劭《风俗通义》亦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这一俗信的基本点，是五月，特别是五月五日这一特殊出生日期与子克父母观念的联系，它不知害了多少端午出生的孩子。好在过去的人们慢慢也发现这种观念不可信。东晋时期，大将军王镇恶就是五月五日出生。当时家里有人提出这个孩子出生的日子不好，要把他过继给人，他的祖父王猛却认为，“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并特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作“镇恶”。王镇恶非常擅长领兵作战，后来率领军队灭掉后秦的就是这位大将军。

五月五日还有一个很早就有的习俗，那就是汉代宫廷中流行的吃猫头鹰肉汤的典故。之所以这一天食“枭羹”，据说是因为猫头鹰是害母的不孝之鸟。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与“克母”观念的联系。五月的早期习俗，还有五月不盖屋，五月不得曝晾枕席，官员五月不赴任等。《风俗通义》佚文就记载说，汉代五月盖房也犯禁忌，因为“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汉人五月忌讳曝床荐席，因为很可能给自己家的孩子招来灾难。据说新野一位叫庾寔的，曾在五月晾席子，突然看见一个小儿死在席子上，一转眼又看不到了。那之后他的孩子就死了。至于五月官员不赴任的道理，据说是因为“五月到官，至死不迁”。五月被认为是恶月的观念，在清末仍旧有很大影响。老北京人忌讳五月搬家、糊窗槅和剃头（见《帝京岁时纪胜》），应当都和五月为恶月的说法相关。

如果我们细致地分析五月五日的习俗，会发现很多五月五日的习俗在根源上，依旧是源出于夏至的阴阳转换。比如“五月到官”为什么会同“至死不迁”联系起来？如果把五月为“阳之极”这一条放进来思考，就明白这是因为官员的升迁是“阳”，五月为“阳之极”，到官赴任当然暗含着再难有升迁机遇这层意思。五月生子不利父母的看法、五月汉宫廷饮食猫头鹰肉汤的做法，我认为也都与夏至的阴阳转换相关。因为五月的阳，开始进入弱势，以后会一天天弱下去。正是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才会有五日生子长及门楣，则其父就会死去，父死意味着老阳的死。

端午还吸纳了午月午日铸器造剑的习俗。引子中谈到，唐人五月五日铸水心镜。这一习俗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上古午月丙午日铸镜造剑之俗。这一习俗很早就有。今天出土的汉镜，很多都刻有“丙午日”“午日”的字样。与此相关的，其他诸如采药、避邪等习俗，原本在午月丙午日实行者也有很多。这些后来也都被归入端午节中，成了端午习俗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生活中，五月是新蚕初成的月份，所以有很多相关的庆神乐神的活动，五月也是新黍初登的月份，所以有很多祭神荐新的仪式。这些活动很多也被吸纳进了端午节节俗中。端午节食的粽子古名角黍。它的出现和新黍初登密切相关。黄石先生《端午礼俗史》指出，五月是古代妇女收养蚕之功的节候。一些地方妇女借端午节庆祝一年蚕工之成，用丝织成五色丝缕、缠纸帛为襞方也是有的。

除此之外，端午节还吸纳了古人在五月季节转换中卫生养生之俗。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复合型节日。它吸纳了中国古代五月节俗，特别是夏至相关的节俗，最后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端午节。五月时序上的特殊性，决定了端午节节俗的基本内容，而夏至更是我们理解端午节俗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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