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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咸有一德》中有名言：“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任人唯贤”便出自此。任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关系到民风的善恶厚薄，关系到君主的正邪劳逸，甚至成败存亡。

上古时期，尧帝用大舜，舜帝用“八元”“八恺”，商汤用伊尹，文王用太公，武王用周公，这些君主有贤德之臣的辅佐，因此成为天下共主。春秋时期，齐桓公用管仲，晋文公用舅犯，楚庄王用孙叔敖，秦穆公用百里奚，这些诸侯国君任用的皆是干将能臣，因而称霸天下。三代之季，夏桀亲近干辛、推哆，商纣亲近崇侯虎、恶来革，周厉王听信荣夷公、厉公长父，周幽王听信傅公夷、蔡公谷，这四位末代之君任用奸邪之臣，也因此成为亡国之君。对比以上“王天下”“霸天下”与“亡天下”的君主，证实了《说苑》中言：“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中国古代，任人唯贤的道理已基本为历代统治者所认同和推崇，但在操作中，任人唯贤并不容易实施好。囿于制度的局限及统治者的好恶等因素影响，任人唯贤往往会被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取代。《墨子·尚贤下》对此有一生动比喻：王公贵族们对于修理坏弓、医治病马、剪裁衣料、屠宰牛羊，知道选用良匠、兽医、裁缝和屠夫，纵然自己有骨肉至亲，也不会让他们来做，就是唯恐任人不当损坏了财物。然而，当治理国家时，他们却不假思索地举荐任用骨肉至亲、无故富贵和美貌之人。可见，这些王公贵族对国家的热爱重视还不及这些财物，这就是在小事上明白要选贤任能，在大事上却不明白啊。纵览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兴亡得失，便可以看出，真正做到任人唯贤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任贤的前提是得贤，也就是要选贤与能。“选贤与能”这一成语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通“举”，“选贤与能”亦作“选贤举能”，即选举贤能之人。在现代汉语中，“贤能”一词通常连用，而在古代，贤是贤，能是能。例如，《周礼·天官·大宰》云：“三曰进贤，四曰使能。”《诗经·大雅·烝民·序》云：“任贤使能。”那么，何谓贤？何谓能？贤与能又有哪些关系呢？郑玄注解《周礼》曰：“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有德谓之贤，有伎(技)谓之能。”可见，贤、能之分，即德、才之别。

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论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根据德才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四类人中，最当引起注意的是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因为博学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德行为承载，就可能有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危害反而越大的现象。因此，司马光甚至提出，凡是选举人才，即使得不到圣人、君子，与其得到小人，还不如得到愚人。这是因为，君子用才能来行善，小人用才能来作恶。用才能行善，则善无不至；用才能来作恶，恶也会席卷而来。这正如《孔子家语·五仪解》所比喻的：射箭的弓要调好后才能进一步使它强劲有力；马驯服后才能期待它成为良驹；士人必须先具备诚敬的德行，然后才可以去追求智慧和才能。没有德行却又多才，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以接近。因此，古人在选举人才时，主张德才兼备，而且一向是以德为先。

那么，选贤与能当以何德为先呢？当以孝德为先。《孝经》中讲：“夫孝，德之本也。”践行孝道能培养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爱心和责任心，正所谓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将这种善推己及人，“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从处理好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关系，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便是“移孝作忠”。忠孝本一致，《礼记·祭义》云：“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阵)无勇，非孝也。”因此，一位孝子自然会忠义诚信，勇于担当，故《后汉书》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选贤举能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将德才兼备之人选拔出来。但是领导者能否真正做到选贤任能，其自身的德行修养是关键所在。《大学》中讲：“有德此有人”。如果统治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又能尊重贤者，任用能臣，使俊杰在位，那么，天下的贤士都会欢喜。贤士欢欣鼓舞，自然会前来辅佐君主。换言之，明君的道德修养和礼敬贤者的态度是志士豪杰奔赴的动力，这便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吸引力法则。《中庸》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意思是说领导者修身有成，以身观身，就能知人善任，所谓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可见选贤与能，也是需要用人者以修身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