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9年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三星堆便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和璀璨的出土文物闻名于世。特别是近40年来，学术界围绕三星堆考古所揭示出的古文明内涵、历史发展进程、文明交流交融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考察和探讨。然而时至今日，关于三星堆的谜团并未完全破解，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古文明发展结构及特点等问题，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出土器物展现王权与宗教主题

三星堆文化分布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内，以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三星堆遗址为典型，范围广大，因其最主要的考古工作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都集中在名为“三星堆”的土丘周围而得名。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近日主办的“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国家”论坛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介绍，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附近先后发现了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骨、牙、陶质器物。从此，三星堆遗址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86年发现的两个埋藏坑和2018年发现的六个埋藏坑，发掘出了不少造型奇异的青铜像设和青铜器具，以及数量众多的玉石礼器和象牙等，使得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声名远扬。

三星堆出土器物种类非常丰富，对于这些埋藏物的性质，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认为，这些器物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象征性的器物，用来表现祭祀对象，如金杖、金面具、金鸟形饰、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鸟、鸡等；第二类是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神殿、顶尊人像，各类站立或跪坐人像；第三类是祭祀用器，如尊等青铜容器，小件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如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

学术界一度将三星堆文化视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将三星堆国家定义为相当繁荣的成熟国家。但随着田野工作的推进和考古研究的深入，三星堆文化的一些现象引起了研究者关注。孙华提出三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其一，在三星堆遗址内或三星堆文化分布区，除了已经发现的三星堆埋藏坑外，其他地点极少发现青铜器；其二，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了广汉三星堆这样的大型邑聚，具有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中心都城的规模，但其下却没有看到二级、三级的多层次邑聚；其三，自三星堆大型城邑出现、三星堆文化崛起以后，原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星罗棋布的城邑和聚落都消失了，三星堆文化衰落后，这些聚落又纷纷出现。诸如此类现象促使我们思考，三星堆这样一个具有早期国家发展程度的国家结构和特点究竟是怎样的？

从材料中推断权力机构运作方式

尽管三星堆器物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信息，但因缺乏文献作为解释的直接依据，对于其中很多重要问题，研究者的意见分歧很大。孙华谈到，我们考察没有文献记载的古代国家中央权力机构运行情况，主要依靠考古材料反映的些许信息，结合后世文献关于当时国家中央权力机构的运作方式、民族志材料反映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对落后地区的酋邦或国家权力构成及其施行机制等，做出一些可能的推论。三星堆出土的像设所表现的不同等级、不同族群、不同职业的成员在祭祀场所中的情况，为我们认知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机构运作提供了丰富且形象的材料。

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攀龙铜仗首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供图

从已知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来看，三星堆埋藏坑内真人大小的人像，辫发的占多数，笄发的较少，二者的比例大约为8∶2。如果这些人像描摹的是三星堆都城内的贵族阶层，那么可以认为，三星堆国家的统治者是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的，且辫发社群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如果将三星堆一二号坑所有可以辨识发式的人像结合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辫发人像数量没有增加，而笄发人像数量却增加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或具有神话色彩的单体铜像，全部都是笄发的。这些现象传达出另一个信息：在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层内部，笄发和辫发是两个社群，且分工不同，笄发社群有可能掌握神权、从事原始宗教职业，他们构成了三星堆王国的祭司或巫师一类的神权贵族集团。模仿真人体量的铜或铜木复合质人像，以辫发者占绝大多数；在表现仪式场合的小型铜质人像中，却是清一色的笄发人像。这说明笄发社群尽管在三星堆统治阶级中只占少数，却垄断着宗教祭祀等领域。与此相对应，三星堆统治阶级中的辫发社群，更多是从事行政事务管理并掌管军事事务的世俗贵族集团。

孙华介绍，在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器物中，可能是权杖的青铜杖首有两件。其中一件是一号坑出土的攀龙铜杖首，该杖首与同坑出土的歧身铜虎座，可复原为由木杖身联系的上龙下虎的龙虎杖；另一件是二号坑出土的鹰首铜杖首，该杖首可以复原为下套木杖的铜鹰首杖。这两根手杖如果分别持握在拥有世俗行政军事权力和拥有宗教祭祀权力的贵族首领手中，它们就分别具有不同的权力象征意义。据此推论，两种动物杖首的存在，可以作为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两分的一个证据。可以推测，三星堆国家的分裂或与权力失衡有关。

对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器物图案的比较研究发现，一些图案反复出现在遗址中的高等级器物上。专家推断这些图案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很可能是标志族群名称甚至国家名义的徽号。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兴山认为，关于三星堆究竟是什么人建造的，目前尚没有很好的论证。由于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与族属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研究人员需要在研究中不断寻找能够体现“族”的特征的一些因素，而“族属代码”——徽号便是其中一种。

孙华谈到，与先前的宝墩村文化和以后的十二桥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遗址数量和密度都异常稀少。三星堆文化聚落分布的异常现象，很可能与三星堆国家中央对地方的严酷管控有关。三星堆国家有可能采用强行征收地方聚落粮食或财物的方式管理地方，这种超经济的掠夺破坏了三星堆都城区域以外村社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造成了村落凋敝、人口流失。

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早期国家样貌有其独特性。施劲松认为，从各种考古材料看，这里最有可能形成早期国家：社会状况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品的资源、技术，如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这些被社会上层集体占有并用于宗教活动。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相比，青铜器等贵重物不是实用器，不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不用作随葬器，不作为礼器来维系礼制，而是更多地通过宗教信仰来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具有浓厚原始意识形态特点

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转向三星堆城址，并从三星堆城址扩展到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考古遗存，从而把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四川青铜文化系统以及古蜀历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施劲松介绍，通过比较法和目前已有的一批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三星堆青铜容器与殷墟铜器相近，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或殷墟时期。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或稍早，这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可以早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本身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目前还无法直接证明三星堆文化就是文献中的蜀文化。三星堆文化虽然有了国家形态，也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祭祀山川、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原始状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三星堆这种注重人神关系的文化逐渐衰落，比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原文化则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其背后的动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鹰首铜仗首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供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第一步是古国文明，约公元前1800—前1300年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势影响，使得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再次交融联系为更大范围的文化共同体。

与金沙文化前后相继

通过多年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已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像设等高品级文物，直观地向我们传递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施劲松认为，三星堆文化一直在延续，当三星堆城不再是当时的统治中心之后，文化中心迁移到成都的金沙地区。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进行比较可发现，两地存在较多一致性。在知识体系方面，两地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等基本相同，制作的知识、技术相同，建筑类型、技术相同；在价值体系方面，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贵重物都出自于祭祀遗存，它们的使用背景相同、类别相同、功能相同。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文化同属一个区域，前后相继，实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因此可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成都平原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可能曾经从三星堆转移到金沙，但这个时期并未见实用兵器、对外战争或暴力行为的迹象，三星堆城址也并未即刻废弃。金沙地区的遗址和大规模的墓地激增，说明当时人口增长，社会和平稳定，所以文化也得以延续发展。

在四川盆地，三星堆—金沙文化之后是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此时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太阳崇拜等信仰不复存在。除了新出现的青铜容器、实用兵器、工具、印章等，还出现了大量使用新技术的外来铜器。青铜器最大的变化是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这说明，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表现形式均发生显著变化，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