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首任州长利兰·斯坦福孕育了斯坦福大学，而斯坦福大学又孕育了硅谷。

如今，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依旧是「智识」的具体代表。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在一段时间里，被后人传颂的利兰·斯坦福与其创办的斯坦福大学，会和「反智主义」相挂钩。

出生于纽约的利兰·斯坦福对美国东部大学的教育非常失望，认为这些大学在培养百无一用的书生。利兰·斯坦福希望他创立的大学能够通过「实用而非理论的教育」克服东部大学的教育问题。

而在上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书中，利兰·斯坦福的做派一定程度上被作者批判为「反智主义」，那些古典的、传统的、与西方文学艺术哲学紧密挂钩的理论课程，被作者认为是受人尊敬的智力训练模式，也就是真正的智识。

至于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实用工程教育，或者沃顿商学院的商业课程，在此书作者，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看来，则等而下之，不够优雅，不够智识。

苹果 CEO 库克怎么就成了大反派原型？

也许，本科工业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的现苹果 CEO 库克也会被已经故去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没有真正的智识，即便他掌管着这个星球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也许，库克本人也没有想到，不光可能被评价为没有智识，在接连两部美国电影里面，大反派都是以他作为原型。

在讽刺一切不分敌我所有人都是傻叉的电影《不要抬头 Don’t Look Up》中，导致地球被撞人类完蛋的两大反派，一位是融合了川普性格，希拉里性别以及克林顿作风的总统，另一位是有着库克外貌和行为，扎克伯格式的大数据监控业务，马斯克太空计划的顶级企业家。

▲ 右为《侏罗纪世界 3》中的大反派 Lewis Dodgson

在《侏罗纪世界 3》首映当中，好几位同事不知道是忍不住无聊的剧情，还是实在不吐不快，在几个群里纷纷吐槽：这反派企业家怎么和库克这么像，这反派老巢怎么和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如出一辙？

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主要是因为在企业道德层面，苹果算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一批；至于库克，其对外形象一直是稳健中庸滴水不漏，与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乔布斯或者马斯克大相径庭。

▲ 左为网友模仿制图，右为《时代》杂志

一个没有对外呈现道德瑕疵的人，成为了两部电影大反派的原型，原因可能就是他的标签化身份：市值最高科技公司的掌门人。

这就类似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便在美国已经口碑崩盘的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更适合做电影反派，但大概是他和他的公司最近不够有钱，还不足以激发仇富心理，所以反派原型只能找市值最高的那家公司，亦或是库克中庸和善的形象更适合成为欺软怕硬的对象。

至少扎克伯格个人在面对《社交网络》对他的「丑化」时，表示过不满。

试想一下，如果反派原型是马斯克，那坐拥数千万粉丝的硅谷铁人登高一呼，说不定《侏罗纪世界 3》就凉一半了。

在美国，巨头科技企业和企业家，已经和资本主义绑定，从现实里令人称赞的进步力量，变成了电影里人人喊打的反派典型，这一切的转变，还不到 10 年。

在电影里，邪恶的企业家为了一己私利，敢于强迫科学家进行毫无伦理毫无逻辑的实验，最终导致人类陷入灭亡的险境之中。之所以会有这种投射，是现实当中仍有非常多的人，因为对 AI，机器人，生物技术，宇宙探索等心怀恐惧，对技术进步存有敌意，对企业和企业家存在仇富心理。

比库克更惨的，是前首富盖茨

相比于前世界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现实遭遇，或许库克仅在电影里成为标签化的反派原型是相对幸运的。毕竟前者正在经历旷日持久且排山倒海的网络暴力和污蔑。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面，比尔·盖茨不再担任微软 CEO 之后，便投身慈善，致力于研究解决艾滋病和疟疾问题，尤其是改善非洲地区的卫生情况，他还关心不平等现象和气候变化。

而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盖茨一方面进行捐款，另一方面呼吁全球合作，加强对新冠的诊断、疫苗和治疗工具投入，并改善卫生预警系统支援中低收入国家。

可以说，在抗击新冠这件事上，盖茨一直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还有慈善家的慷慨。

但是在美国大众舆论场上，盖茨反倒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恶魔」和「新冠始作俑者」，尤其是在他婚外情曝光后，其个人声誉下降许多。

因为多年以前，盖茨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有什么东西能够杀死超过 1000 万人，那很可能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

而后在 2019 年盖茨基金会又组织过研讨会，召集了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卫生专家推演名为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CAPS）的全球大流行模拟：

这种病毒起初由蝙蝠传播给猪，再传播给人，最终变异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而导致一场传染严重的流行病。该病毒只需要 6 个月就能在全球传播。由于疫情扩散，各国之间停航、实施边境管制，旅游预订率减少了 45％；社交网络上流传不实资讯、虚假消息，引发恐慌情绪蔓延；与此同时，疫情将触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地股市暴跌两成至四成。

本来盖茨和盖茨基金会的行为，是预测和预警，但是由于预测过于准确，以至于被相当多的美国人怀疑：你预测这么准，那是不是这事就是你干的？

进而这种反智逻辑发展成了一种阴谋论，即盖茨在执行一个「人类清除计划」。

因为盖茨寄希望于提升非洲卫生条件和疫苗接种率，来帮助提升非洲的儿童生存率，降低生育率，即少生优生的逻辑，然后由此减轻非洲人民的生活负担，促进经济发展。

这个逻辑略微复杂，加上降低生育率会导致出生人口减少，所以很多人又把逻辑简化为：盖茨推广疫苗接种，正是为了消灭人口，执行「人类清除计划」。

与此同时，次生的反智谣言也如过江之鲤，并且形成了逻辑闭环：疫苗一直都是盖茨奴役残害人类的武器，新冠大流行了，那人们就都要打疫苗，疫苗里面有盖茨植入的芯片，芯片进入人体大家都要受盖茨控制。这么说，盖茨就更有动力制造传播新冠病毒了。

在美国，反疫苗是反智主义的一面旗帜，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因为疫苗接种的缘故，天花这种传染病已经灭绝，小儿麻痹症几乎灭绝，百日咳和白喉等传染病因为疫苗也不再可怕。但很多人看不到传染病的灭绝和蛰伏背后是疫苗的作用，而以为世界上本就没有这些病，疫苗的存在是别有用心。

这就类似于罗永浩之前讲的故事：他此前住的小区暖气不足，大冬天很冷，于是就去争取充足供暖的权益，但同小区的人并不理解认为他是无理取闹，暖气不暖就多穿点。最后小区物业和供暖公司受不了罗永浩一群人的争取，充分供暖了，然后那群说罗永浩无理取闹的人改口说：就说吧，暖气这不好着吗，给别人添乱干嘛？

不光是反疫苗，在美国，还有相当大部分的人群并不认同进化论，也坚持地平说。其中最知名的地平说支持者应该就是被中国球迷称为「欧神仙」的欧文。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智识」，或者晦涩的「科学」，以及需要学习的「技能」，都意味着它们并不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相反，一眼能懂的逻辑，和无往不利的简单归因，最能让反智人群接受自己大脑的混沌。毕竟，如果不是古希腊哲学家埃拉托色尼的数学计算，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平的其实更符合人的直觉。

类似的，一部只有 2 个小时的爆米花电影，要想树立一个大反派，几乎只能进行简单归因，选择标签化的对象：如果现实中想要通过生物技术毁灭人类的邪恶企业家是盖茨，那电影里想要通过生物技术谋取私利残害人类的企业家，就可以是库克。

反智论调的主题变奏

虽然写《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无法准确预见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现状，但是他也提到了反智论调会发生「主题变奏」。

现在，反智人群对于那些古典优雅的传统智识只是嗤之以鼻不再理会，新的反智对象变成了科学与技术，以及靠科技进步获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

简单来讲，就是反智主义发生了一次消费降级。

如开头所言，现代智识的代表斯坦福大学，也一度被认为有那么一些反智主义，这里的智主要指思想层面。其缘由也可能是美国东海岸大学历史学教授们，对传统的敬重和对未来的审慎。

例如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Jill Lepore 就撰文批评马斯克，称他代表着「技术男」疯狂、奢侈、不切实际，打着探索外星，探索人类，探索虚拟世界旗号但只为捞钱的资本主义，即马斯克主义。

而马斯克恰好就是斯坦福学生，和众多硅谷大佬一样，他也选择了退学创业。

由此可见，这些历史学教授们对技术和商业批判几十年如一日，但大众的反智主义经历了「主题变奏」，也就是降级。60 年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举的变奏例子是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抵制，即便农业技术能够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但农民群体，不会去轻视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或者伏尔泰的思想，毕竟他们不太会发生交集。

现在，美国铁锈州的红脖们亦是如此，米开朗基罗和伏尔泰太遥远，但富豪代表库克和盖茨却近在眼前，通过 Windows 电脑或者 iPhone，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红脖们可以轻松看到他们的动向，以及关于他们的谣言，并深信不疑。

有趣的是，这些设备，这些软件，大多又出自美国西海岸的科技公司们。也正是这些科技公司的发展以及同期的全球化进程，和美国中西部和五大湖区铁锈州的钢铁、汽车、化工、采矿等产业的逐渐衰落同步进行，因此，反智群体再次进行简单归因，那么这个过程中的两个受益者自然就成了失意者的攻击目标。

而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作者把上世纪 60 年代的反智主义部分原因归咎于当时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麦卡锡主义，当我们回过头来这一波针对美国企业家的反智主义时，时间上和美国上一位总统任期亦有重合，不少人把他的思想称之为新麦卡锡主义。

历史的相似性再次得到了印证，但也许反智主义的相似性，并不只存在于美国的这两段历史当中，也存在于地球更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