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4天后，姜思达重新回到了《奇葩说》的舞台。

他参加的是一期特别策划“老友记”，三位“老奇葩”被邀请回现场，与当季的选手进行比赛。录制当天，一切都一如往常，摄影棚没有挪过地方，马东和蔡康永二位导师七季都未曾离开。开始录制前，现场导演提醒观众，红蓝“啪啪钮”已经用了七季，投票时需要温柔些对待。

姜思达坐在那把或许也未曾更换过的红色椅子上，偶尔看稿，和肖骁低声交谈，并迅速记下对面发言的漏洞。在发言的间隙，他发现旁边的圆桌上摆了一瓶影响摄制画面的矿泉水。趁镜头没注意，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他悄悄把它挪到广告牌后方。

变化不大，是他这次回来的感受。他至少有三年没和导师及选手们联系。上场之前，马东老师告诉他“你瘦了”，姜思达则回答一句“嗯”。

他拿到的辩题是：“20岁有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你要不要？”——当然要，因为20岁的他，就是这么选的。

三年的时间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这个节目，

姜思达在这里成名。第一次登上《奇葩说》的舞台时，他刚好20岁。作为第一代网络综艺，《奇葩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将辩论这种形式拉到大众眼前，并不断抛出在当时显得惊世骇俗的先锋观念。

七年一晃而过，时间的痕迹呈现在姜思达在内的每一位选手身上。颜如晶在节目里说，她现在不能再被叫做“如晶宝贝”，因为她已经三十岁了。

《奇葩说》的第一批90后观众开始迈入人生新阶段，随着生活重心和喜好的改变，他们关注的话题在慢慢发生变化。

《奇葩说》也在求变，赛制每一季都在变化，选手也一茬茬的换血。如傅首尔所说，这里像一个接力赛的赛场，旧人飞离树荫的庇护，新人一炮而红。

姜思达是那个递出接力棒的人。

离开年少成名的初舞台三年后，姜思达告诉毒眸，他偶尔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并且经常思考自己要去向何方。

离开米未之后，姜思达和团队开了一场并不高效的会议。没有人知道这个团队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包括他自己。最终还是选择做一档节目，这不是优先级最高的选项，不是want to do，而是have to do，因为他们“只会做这个”。

最初的两个节目方案听起来信马由缰：一个是记录艺术创作的过程，另一个是跟拍素人实现梦想的真人秀。由于艺术不能被当作命题作文，无法成为节目，而后者则需要更大的团队容量来承载。两个策划最终都没有成型。于是就有了更易操作的、话题度更高的明星访谈节目《仅三天可见》。

《仅三天可见》的制作是一个和平台、艺人团队反复磨合的过程。有些内容担心剪辑后会被粉丝误解，出于保护节目组的目的，被艺人团队建议删除。有些桥段设计，则要满足平台和客户的KPI需求。

节目结束后的庆功宴上，所有人都累到没有力气庆祝。姜思达反思，如果想要和世界产生对话，这并不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在《奇葩说》成名，是他和大众对话的一个偶然开始。脱离了“辩手”身份后，他在寻找着新的、能够和大众产生连结的桥梁。

出乎大部分人的想象，他似乎并不预备再次跟随时代的新浪潮。他几乎没有看过一档去年的热门综艺。他不看B站，不刷抖音，但是每个月看一次快手，因为“可以同时欣赏到《1818黄金眼》和贾樟柯”。

他偏爱古典、传统的表达形式，比如文字。不录节目的时候，姜思达写短篇小说。他曾将小说拿给蔡康永看，节目录制当天，蔡康永还惦记着这回事，询问他进度怎样，并评价那篇“写得非常好，可以拍成短片”。

姜思达也在做播客，用手机录音，不设主题，不讲知识，就“瞎聊”，像在跟听众通电话。在他看来，播客是一个传统的殿堂，“非常背离现在的信息流和碎片化趋势，很耗时，很沉闷，也没有戏剧效果，但是很性感。”

更长远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导演。他看编剧教材，上表演课，做一些他之前不会做的事，比如在节目录制现场去找章子怡加微信。因为当天时间太紧，忘记去加王中磊的微信，他就去找导演吴彤，拜托他推荐。

他给自己船上那扇帆张满了风，依着自己的航线前行。至于外界赋予以怎样的身份标签，对他而言似乎不再重要。

最近他在筹备自己的艺术展，名字叫《爱我》，将在今年举办，展出自己之前的画作。展览的导语这样写道：我似乎一直在做自我介绍，却怎么也介绍不清楚。

以下是姜思达的自述。

“不急着摘掉辩手标签”

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搬到上海定居了，我有点心动。这几天在搬家，昨天搬了260箱，光是箱子、胶带和气泡膜就花了8000块。因为这8000块跟搬家公司吵了好久，我觉得太贵了。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搬家了吧，不想再搬家了，太累了。

这次回到《奇葩说》，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说实话没有太大变化，上场的音乐没有变化，棚、灯光、舞美都没变化。只是离开太久了，失去了辩论的肌肉记忆。

以前打比赛当天，想到这个事儿都会心跳加速。《奇葩说》从第一季第一期开始就是一条过，行就行，不行就OUT。这个制度在那摆着，谁发不发光很明显，所以会有压力。

这次打比赛没觉得紧张，只觉得有点累。那一天特别松，我就觉得不太对，不应该松。就像老师说的，考试的时候如果有点憋尿，反倒会考得更好。

原因是因为没有胜负欲了吧，我跟导演说我这次就是来看看朋友，和观众Say个Hi。在这个地方跟观众Say Hi是比较精准的。如果在《我就是演员》上跟大家Say Hi，大家可能会问“你是谁”。

这次的辩题是“20岁的时候有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你要不要”，我选的是反方，就是不要，但最后经过协调选了正方。对我个人而言，这必然是要持续思考的问题。节目里我也讲到，《奇葩说》第一季的时候，我正好20岁，今年我已经27了。

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和辩论的关系。辩论让我被更多人知道，但我也有很多别的欲望要实现。如果当时没有选择这个机会，可能会有别的结果。不过如果再选一次，我当然还是不拒绝，因为本人很体验派，只要不伤天害理，什么机会都OK。

现在对辩论已经没什么冲动了。如果是校园辩论的话，我早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反应也不对，一定是20多岁的小孩打得更好。

之前有想过，是不是需要把“辩手”的标签摘掉？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标签不是坏事儿，不用急着摘。第二个就是我在节目说的，人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大家就是会因为这个才记住你。这个标签就是我输出能量最大化的方式。

我是个不太会后悔的人，不管干了什么事都可以接受和消纳。这两年因为离开，确实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可能会少赚一些钱，但有一帮能往同一个方向使劲的团队，那种幸福感是很难被代替的。

“我有领导者的个人魅力”

离开米未以后，我整个人是懵的，潜意识是先开个会，开会就一件事情，咱们干什么？

大家开始设计节目，最初有两个节目方案，一个是把艺术创作的过程做成秀，带有记录色彩。为了这个节目，我快速把艺术圈的人认识一遍。然后发现不行，因为艺术不能命题作文，这样节目没法起标题，策划本质上有BUG。

另一个就是做真实的真人秀，比如说一个人的梦想是在工体唱跳，这个节目拍他从什么也不是，到最后真的在工体开演唱会的全过程。但后来发现团队太小，这个事儿干不了。

后来我的导演谢露薇提到了《仅三天可见》，就是采访，但是要待三天。在《透明人》的时候，采访只是走马观花地聊几句。我就说行，推演一下吧，然后就有了这个节目。其实我挺抗拒和陌生人待三天这件事，他也难受，我也难受。

在那个节目里我的自我表达已经算少了。比如说你今天采访我，以为把我看完整了，发了一篇稿子把我说成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样子，你也不太敢负这个责。

我还是比较谨小慎微，即便有个人表达，也不会表达得那么猛。这种收敛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感到不爽，所以这个节目应该不会再有了。

《仅三天可见》是通过艺人和观众打交道。我在想别的节目，可以输出得更猛烈一些。不是说艺人不好，但如果要真实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这并不是一个效率最高的路径。

第一季结束后，我们真的累到不想再说话了，庆功宴那天非常冷清，甚至不如我们团队的实习生过生日热闹。这群小屁孩做了一个节目，豆瓣开分8点多，还是值得高兴一下的吧。但我们的庆功宴真的非常DOWN，没有人说话。

最初参加比赛的时候，我的胜负欲很强。现在的胜负欲转移到了赌项目身上。做节目策划就是赌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收到大家的质疑。我不是那种很轴或者迷之自信的人。比如你说我今天这个事儿办得不妥，如果我也觉得是不妥，我会道歉。但我能感觉某些质疑带有目的性，这个时候我的胜负欲就会上来，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信任是最重要的。团队愿意跟着我，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我确实是一个踏实肯干也不太笨的人，从财务上也对大家很好。

我们公司上班的日常就是，我下午两点到公司发现没人，当然我也经常不在，非常随意。这当然会让我们失去一些效率上的竞争力，但是我能牺牲这部分竞争力。进入项目期的时候，该熬的夜谁也没少熬，但不是那个状态的时候，大家还是需要体面地感受这个世界。

“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前段时间我和康永哥见面，给他看了我写的小说。录节目的时候，他问还有继续写吗，我说直接改成剧本了。他觉得我可以拍短片，让更多人看见，就会有人找来合作长片。

我现在比较认真地在往影视创业的方向走。原来很少跟别人寒暄，之前录过那么多次节目，谁的微信都没有加。这次录《我就是演员》，见到子怡姐，我说子怡姐姐我能加你微信吗？当时忘加王中磊微信，回头我就跟吴彤（节目总导演）说，吴彤老师能把中磊哥的微信转给我吗？

踏出第一步完全不觉得困难，确实因为这样，写了一个剧本发给人家之后，人家才有可能看一眼，多个微信多个机会，多个老公多个家，就是这个感觉。

之所以想转型做影视创作，是因为节目的链路有点长。本身我就没有很想做节目，做节目是因为我只会做这个。因为我见过我会干，我才干，而不是我想干我能干，我才干。

我也会继续做节目，因为起码可以养活自己一段时间，但是毕竟也年近30了，是不是得找到自己真正想干的是什么？所以就开始做准备了，开始写写写。

但凡身边有哪个演员朋友在组里，我愿意去跟组，什么也不干，就在旁边看。看大家几点起床，每个组别怎么工作。现在我还没有断这个念头，不断地问身边的演员，他们什么时候再拍。

过年的时候我先学了编剧，自己买书看。接下来是学表演，再往下学摄影和打光，到最后才能是导演。当我这些东西比一般的人都懂的时候，坐在那里才会更自信。对我来说，干成一件事情的自信心非常重要。如果现在只有六成的自信，自己会嘴软。

“文字才是一切表达的基础”

最近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发现很多创作基本的原动力和性相关，性关系、性欲望和性主张，来来回回就是这些。可能这是我最先天好奇的话题吧，现在年轻作者触碰这一块比较少，乡土的或者时髦一些都不缺，但是性没太有人搞得特别认真。

性的话题甚至不存在任何隐喻，它本身就是社会关系。比如说一个底层的打工人，男的，会不会对作为客户的富婆有性幻想？这些都是社会问题，当你去想象和描绘他的心态的时候，就已经在映射很多问题了。反过来富婆在凝视这个人，她是不是很寂寞呢？这段关系有各种可能性。

我之前在办公室抛过一个辩题跟大家讨论：能不能接受跟政见完全不一致的人上床？当然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没有那么明显。但性一定是跟各种社会关系都有联系的。

让人兴奋、产生想象力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事情。想象可以让你把这些观念代入自己，形成新的思维模式，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想象力。如果勾不起想象力，那我就是我，我只是在看一个材料。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是毫无建设性的，大家不需要听你表达，那你就OUT。直到目前为止，我的一些想法也许还在被别人需要着。我尝试了很多方式（来表达），采访、辩论、写东西、画画，没事儿搞搞音乐小片段。

现在更愿意选择的表达方式还是文字，因为所有的东西到最后都是文字性的。你在大脑里面思考的工具是文字，自言自语的时候，还是在用语言描述。大家都说视频才是趋势，其实书也没少出版。好的书店人也仍然非常多，那些说自己现在不看书了的人，曾经也不看书。

现在我在做播客，很开心，极其放松。这个东西有一种魔性，它非常背离现在的信息流和碎片化趋势，是一个很传统的殿堂，很耗时、很沉闷，也没有各种戏剧效果的东西。

我的播客都是用手机直接录，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单口，真的是在瞎说。从第二期开始，听众会把听播客描述成跟老朋友打电话，突然间开始说“今天要给姜思达打电话了”。如果能从这个角度上宽慰到一些人也挺好的，我就是（他们的）《读者》《意林》《故事会》。

“我不抗拒网红这个定义”

我也在思考通过什么方式和大众对话，特别是在离开《奇葩说》以后。但这不会成为此刻选择做什么的主要因素。主要还是看主观想做什么事情。大家不会说“今天我期待一下姜思达，他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对话”，这多半就是YY而已，减少YY的频率是一种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现在会给自己减负。如果导一个片子，我会问自己，观众会期待我导的片子吗？问题是我不应该想这件事情，拍得好就有人喜欢，拍得不好就没有人喜欢。《无依之地》这么好，大家也认识了赵婷。

在我不打《奇葩说》之后，所有人都说你该打《奇葩说》；《透明人》播完了，说你该继续做《透明人》；《仅三天可见》播完了，就问第二季在哪，为什么不接着做？大家只是在follow你而已，如果我做一个更好的东西，大家都说牛逼，那之前的就没有人记得。

归根到底，现在用一种方式去表达，很大的问题是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才华。就像我在节目里说的，不红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因为大家不会在意你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在做什么，只要你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东西的就行。

不是不追求别人的注意力，但是我有一点自己的矜持。“脏流量”咱不要，干净的流量能有多少就来多少。公众号的阅读数高，谁会不高兴吗？多少人此时此刻被你的文字吸引，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幸福来源。

现在有一堆人抱怨说，这些数据让我们焦虑，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我觉得很多人想不清楚。你干的是脏流量的事儿，你没有资格说焦虑。焦虑的应该是那些创作出了很好的东西，但是阅读数却并不高的人。

把我定义成网红也挺好的，我不抗拒这个词。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上网，你红了，我不觉得骂人。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词是在骂人呢？当你自己都觉得这个词是骂人的时候，这个词客观上变成了骂人的话。如果从主观上认为毫无关系，至少在你的世界里面这不是一个脏话，那它就不是。

如果要给自己选一个身份，我希望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涵盖了所有，一个歌手在国外也是艺术家，因为你在创作精神作品。“艺术家”会比较准确，它可以在不同的渠道，变形成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