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和由宣教士瓦尔纳先生创办的儿童收容所里的女孩子们 图/陈又礼

我和年轻的马赛人菲利并肩在稀树丛和夕阳中走向卡提卡提村的村口。

他说想再过三年法学院毕业之后回部落里来搞普法和基础教育推广，让更多的马赛孩子起码能上到初中毕业，因为现在部落儿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小学四年级。而他们中途辍学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家长文化程度太低、法律意识淡漠，强迫他们离开学校，男生放牧、女生则嫁为人妻或人妾。

菲利在卡提卡提出生长大，直到两年前考上首都法学院之后，才第一次出了部落和荒原。他是家里的老二，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自两年前考入法学院，除了上课、考试、当学生会主席和基督教学生团体的领袖，闲下来的时候菲利并没有像其他大学生一样泡吧、谈恋爱、扎进大城市的享乐泡沫里不可自拔，他其实连闲都不曾闲下来过。

菲利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同一份“事业”上——对抗部落里的“女性割礼”。具体一点说来，其实是对抗父亲和宗族长辈们对七岁妹妹的“施礼”。

女性割礼的全称为“女性生殖器切割（FGC，Female Genital Cutting）”, 也被称为“女性生殖器切断（FGM,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定义明确的女性割礼主要分为三大类，仅割不切、既割又切、完全缝合加切割。在非洲大陆，西起塞内加尔、东至索马里、横跨整个北非地区，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内，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广泛地施行女性割礼。其中在坦桑尼亚，2016年的全国普查显示，在15至49岁的女性群体中，受割率为10%，主要的割礼类别为第二类，既割又切。

究竟为什么要对女性施行“割礼”？答案因地区而异。在马赛民族的传统说法里，女人的性欲是肮脏而邪恶的，割去生殖器官的一部分能够压制这种欲望，从而大大有助于妻子保持对丈夫的忠贞。

在这两年之中的绝大多数日夜里，菲利都像是战士，斗志昂扬极了，“这种能够切实地感觉到自己正在给家乡带来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变的经历和体验，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人难道不就是应该这样活着吗？”他说。

菲利的家人们（右五为父亲大卫，左四为母亲辛亚绨，左三为大卫的 第二个妻子，前排左一为大卫的第三个妻子） 图/陈又礼

觉醒的男孩

菲利说，自打有记忆以来，家里都是“马赛战士”的天下。从他会走会跑开始，就每天跟着大他两岁的哥哥和其他堂表兄弟们一起放牧，天亮前出门、天黑前回家。他们拄着牧羊杖、腰别匕首、赶着牲口、背一点奶和干粮，循着湿润的痕迹给牛羊找有水源有青草的地方。

男孩子们总是天性爱玩的。没有玩具、高科技、游乐设施，他们就爬树凿坑、跳高狂奔，实在无聊了，就随机分成两拨，赤手空拳上演“战士出征”，直打到头破血流。

有一次菲利和表哥打得太入神，一不注意没有看好刚出生的小牛犊，被鬣狗叼了去。回家之后，叔伯们抄起木棍就把他们一顿痛揍，打折了菲利的小腿。他因此不得不在草垛子里躺了整整两个月。

在马赛，牛羊的数目是一个家族身份、财力、势力、社会地位的综合象征，就像是某种阐述不清又难以撼动的偶像崇拜，比钞票和儿女还宝贵，是断断不可出任何差错的。

“进入小学四年级前，稍微懂点事了，我就问自己：这种“畜高于人”的日子，真要过到老、过到死吗？前后左右看看，确实绝大多数的人也就这么过了…但我不行，坚决不要…”

也约莫是从那个自问自答的觉悟开始，菲利骤然间在课业上发奋起来。那会儿，卡提卡提村连小学都没有（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最近的小学在12公里以东的洛特普斯村，路烂得很，他每天清晨5点就得起床，一刻不停往太阳升起的方位暴走到早上9点。

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两堂早课，加上超大的运动量，脑子因为饥饿而处于半罢工的状态，他便头往桌子上使劲一磕，痛感带来的清醒，能让人撑一会儿。或者是用荆棘在大腿上写字算术，冒出来的血珠干涸结痂，抠了再来，直到中午学校放饭——一小碗水煮玉米粒和红豆粒的混合物，当地人都叫它makululu，意为“救命稻草”。

当时菲利的班主任乃幔现在已经成了洛特普斯小学的校长，他提起菲利四年级那年“如同神迹般的翻转”，至今印象深刻，“我那会儿想，这个年轻人在短时间内突然从吊车尾变成了全校标兵，到底是受了多大的刺激呢？”

但其实呢，菲利决定改变的动力来源一点也不复杂。

其一，四年级结束时所有学生都必须得接受全国统考，及格的继续念五年级，落榜的可以复读一年，届时要再考不过，就会被从教育系统里除名。

根据学校的手抄档案，菲利四年级会考的那一年，全年级38人之中，只有8个直接升上了五年级，5个复读一年后考过，其他的25个，估计从此便退出了这场竞技。

直至今天，洛特普斯村小学的状况跟菲利在校时的十年前，看似进步不大。650多个小学生，加上两个志愿者，总共7个老师。而这5个“体制内”的专业教职人员中，除校长外，其余4个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犯了错误，要么酗酒成性、要么是在体罚学生时过分暴力、要么因性侵被捅穿，才被“放逐”到了这片几乎全然与世隔绝的荒原之中。

2019年四年级会考的结果是，54个学生中，15人通过，20人选择复读。

校长乃幔说：“所幸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部落人发现了，或者说正在发现教育的必要性。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不二法门，惟有教育。”乃幔的两个孩子全部在两百公里以外的阿鲁沙（坦桑尼亚第三大城市）念国际学校，一年的学费加起来，是他工资的十倍以上。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让人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教育系统实在是破烂至极，“但身在这个国家，更甚的，作为一个世代放牧的马赛人，我难道还有第二个出口吗？”菲利说。

消失的妹妹

除去突然觉醒并意识到“上学”的意义之外，第二个让菲利脱胎换骨的主导因素，来自于他的妹妹萨莱。

在菲利升入四年级以前，萨莱一直都是家里“隐藏的公主”。那会儿弟兄姊妹还没有那么多，一共六个，萨莱排第三，是唯一的女孩。

菲利的爸爸大卫打心眼儿里爱这个唯一的女儿，可无奈又不能爱得太明目张胆。

“我们马赛的大男人搞这种卿卿我我的事情，像什么话？女人和男人之间除了传宗接代，就是尊重和被尊重、顺服和被顺服的关系，没有别的。”和大卫同为部落长老之一、也是大卫堂兄的奥尼如此阐述道。

奥尼今年56岁，是卡提卡提村的“碧召（音译）”，大致等同于文化宣传部部长。他七房太太之中的正房，则负责统管全村姑娘的“成年礼”，也就是割礼。

在大卫偏爱女儿萨莱这件事上，奥尼曾经不止一次劝告、警告过他。最后见大卫屡教不改，他甚至召集宗族的全部长老坐下开会，声讨大卫的“不和体统”，还带坏了部落里一些年轻的父亲。也就是那次会议结束前，奥尼提出：萨莱11岁，已来例假，因此要准备“受礼”，提早准备嫁个好人家。

菲利记得那是2012年，自己刚上四年级的那一年。4月份学校放短假期间，他和家里的兄弟们在外头放了三个星期牧，赶夜路回到家后他累得两眼发黑，一头栽到牛皮榻上便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他起来时，太阳已经升了老高，母亲端了一瓷杯刚挤的鲜羊奶到床前，叫醒了他。他接过来，咕咚咕咚灌下去，在床上又坐了好一会儿，却“总觉得怪怪的”。他走出垛子，去跟父亲问安。父亲大卫坐在树下的阴影里，答应了一声，却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

菲利又去数点了牲口，还和其他兄弟一块儿吃了点熏肉，这才突然反应过来：萨莱去哪里了？平时早上端杯子到跟前来叫他起床的，不都是萨莱吗？

问了一圈，大家都支支吾吾，唯有嫂子告诉他，萨莱已经按计划受了割礼。

菲利心想，原来如此。

在部落的习俗里，一般说来，少女受礼后的恢复期至少半个月，其间都不能下床，更别说走到室外来见人了。菲利记得几年前听见过大伯奥尼的老婆给她自己10岁的曾孙女施礼，那哭天抢地的喊叫声，差点把他的耳膜都给撕裂了。

之后的几天里，家里几十口男女老少，没有任何人谈起萨莱受割之后的状况。没有人洗萨莱换下来的彩布，她的书包和那个带特殊花纹的杯子都不见了，甚至没有人提到“萨莱”这个名字。

妹妹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记得有一次，我跟我所志愿服务的德国NGO驻坦桑尼亚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聊到他最初决定在马赛部落开展教育事工的动机，他提到了2012年他们准备在洛特普斯村开办学生校舍（其实相当于收容所）时，所发生的一件事。

一群从卡提卡提村赶来的女人们，大半夜敲开了他的门，求他开车带一个少女去100公里以外的医院。他看了一眼那个快要昏过去的女孩子，抓起车钥匙就往医院赶。只不过到医院时，女孩子因为失血过多，已经不行了。他们只好把她的尸体带回村里，简单地埋了，连葬礼都没有。人们甚至因为觉得不祥，不愿意再提起她，要是没有车后座上的血迹作为铁证，她就像是从未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一样。

后来宣教士瓦尔纳和其他工作人员开始把越来越多有困难的女孩子安顿下来，他却还是忘不掉那摊血，心想：那个叫萨莱的女孩子如果还活着，肯定早就为人妻为人母了，不知道她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走上同样的道路呢？

而菲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真正得知有关妹妹“消失”的确切信息，竟然会是在学校里。当短假放完，他在上午11点吊儿郎当地踏进班门时才发现，“萨莱因割礼而死”已经传遍了整个小学。

2012年，据官方统计，卡提卡提村所在的整个曼雅拉大区的女性受割礼率为61.7%，居全国首位。其中记录在案的死亡率为7.3%，萨莱死在公立医院，算在这7.3%之中。

菲利怎么也回不过神来：我只不过是放了半个月牧，妹妹怎么就能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他从课室冲出去，几乎是一刻不停地跑了12公里回到家里。父亲大卫看着这个瘦小的儿子满头大汗、攥着双拳，虽然低着头一言不发，却把嘴唇咬出了血丝，太阳穴上的青筋也像是要随时炸开。他没有解释没有发怒，甚至没有说一句话。

最后菲利还是投了降。他逃到放牧的小山谷里躲了三天，回家，一切照旧。

父亲大卫记得，大概也是从那之后，菲利开始拼命学习，短时间内成了全校楷模。三年后的小升初全国统考，在毕业班的16个学生里有三人考过，菲利排第一。之后四年的初中生活，这“第一”便一直伴随着他。初四全国统考，他考出了省，直接被首都多多马法学院录取（坦桑尼亚初中毕业生当中极其优秀的，可以直接跳过高中两年的全科学习，直接进入某几类极少数由国家特办的专业类学院）。

沉默的女人

去年6月我第一次跟着菲利步行去他们家的那个下午，父亲大卫不在，他的三个女人静悄悄地待着，晒太阳、逗孩子、时不时闲聊几句，老三斜靠着老大的肩膀，就像女儿和妈妈一样。萨莱如果还活着，应该也快二十岁了。

直到今天，母亲辛亚绨仍然时常想起那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在那个银河照常璀璨的夜晚，她们是如何背着痛到几近休克的萨莱跑过荒原和丛林，来到宣教士瓦尔纳的家里求救的画面，她全都记得。

“她那么疼，却连叫都不愿意叫，她怕别人听见，会羞辱到家族和她爸爸的名声，萨莱就是那么懂事……”

“懂事？母亲，什么叫懂事？她懂事难道就该去死吗？”一直没开腔的菲利从《社会契约论》里抬起了头。书的简陋封面上，有一行他从里面摘抄的单句：人生来是自由的，却无处不受枷锁的束缚。

辛亚绨也抬起眼来看了儿子一眼，说不上是什么意味。她的嘴巴动了动，可最后还是没有开口。

“母亲你还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沉默就有用吗？萨莱已经不在了，现在你还想失去芙拉？过去的事情，你难道就这么忘掉了？”

芙拉是菲利最小的妹妹，出生于2013年，像当年的萨莱一样，她也是家里“隐藏的公主”。

辛亚绨怎么可能忘得掉呢？女儿的血簌簌地落在母亲的手上、身上、衣服上，那温度似是冷却之中的温热，却又好像烫得烧心炼肺。

“菲利，我和你不一样，有时我也想做点什么，但我只是一个女人啊……”

26年前，辛亚绨是全卡提卡提唯一上到了初中的女生。只不过上到初二时，她在矿区谋生的父亲因矿难去世，家里的叔伯们便以四头牛的价格，把她嫁给了大卫。

在萨莱出事前，辛亚绨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毕竟要说大卫，即便是撇去“宗族长老”的位子，他也算是在这一片有点名望的，因为他不但风度翩翩、蛮有头脑，还曾是众多马赛男人另类之中的另类——因为他只娶了一个老婆。这对娶妻成瘾的传统马赛男人来说，绝对是三百分之一甚至是五百分之一的概率。

部落里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他对“一夫多妻”最沉默却又最有力的反抗，有人说他脑子出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信了基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知足的。直到三年前，在跟老婆生活了二十几年、有了九个孩子之后，他突然二话不说就娶了妾，庆典办得很低调，消息却在部落里炸开了锅。

大卫对此从未正面回应过。教会的一些信徒们在谈起他时，都遗憾又带点气愤地称他为“卖主卖友”的“叛教者”。

2018年年初，大卫用五头牛，换来了他的三姨太。姑娘20岁，比他的大儿子还要小5岁。

对此，辛亚绨从痛苦到平静，才越来越明白，“你觉得自己过得比别人要好一些，其实都一样。接受了，反而要感觉舒服一点。日子嘛，怎么还不得过下去呢？”

2018年的5月份，奥尼在家族会议上正式提出，因为政府对地方女性割礼查控得越来越严，所以明年要提前给村里的女孩们施礼，在那天公布的名单里，七岁的芙拉也被列入其中。

在场的女人们一听，开始交头接耳，小声而激烈地抱怨起来。因为名单上的女孩子们，大多都只有五至十岁。要说十二三岁受礼，绝大多数做母亲的虽然不愿意不舍得，但出于想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好人家、收一份好聘礼，她们还是会被迫点头。但现在要让这么小的孩子受这样的罪？母亲们觉得这简直太残酷了。

同年6月，坦桑尼亚国家卫生部和联合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基金会联合发布的针对女性割礼的普查报告显示，卡提卡提村所在的曼雅拉大区女性受割率为57.7%，这比2012年萨莱因受礼去世的那一年低了四个百分点。但曼雅拉区为多民族混居，其中马赛人聚居区的女性受割率为96.7%。调查还显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曼雅拉人里，95.3%认为，这种习俗不应该继续。

菲利问我：你觉得这个数据真实吗？有多少“认为”女性割礼不应继续的人，或者说男人，是说了真话？又有多少，单单只是因为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才随便勾了一个明显“合法”又“合情合理”的选项？而对于其中“真正”如此认为的那部分支持废除割礼的人，又到底是被什么力量裹挟着去施礼的？

菲利的妹妹芙拉 图 / 陈又礼

坚硬的空壳

收到初四全国统考结果的那一天，菲利并没有“惊呆”。全曼雅拉大区两万多考生中第六名的成绩，令家里人和学校的老师同学们都觉得像是在做梦，只有菲利镇定得很，他满脑子都纠结在一个非做不可的决定上：我究竟是要学医，还是学法呢？

在填报专业截止日期到来之前的那三天，菲利又一次跑到了那个放牧的山谷里。“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假如能退回到那一天，我到底该选择哪一条路，才能够让萨莱活下去呢？”

这个问题成了催逼菲利最终选择法学院的最后一击。三天以后，他从岩洞里爬出来、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觉得整个世界的运转轨迹都不再一样了。

进入法学院之后，菲利慢慢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自己这样“一根筋”，大多数人不过以毕业出来当上律师从而赚很多钱、过很好的生活为目的，在学校里浮浮沉沉。“在大家的眼里，他这样的‘斗士’，值得钦佩，但却不值得学习，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就好像我们都喜欢蜘蛛侠，但是有几个人愿意成为蜘蛛侠呢？冒着生命危险飞来飞去救人难道就真的那么有趣吗？归根结底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群体，无论出身和受教育程度如何，都还是希望过一种舒服安稳快乐的生活，脑子里盘算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玩什么。想做贡献想改变社会的人也不是没有，但大多停留在一个‘想’字，没有多少实际行动。像菲利这样，为一个族群、甚至一个国家而忧患和奔走的年轻人，少得可怜。”菲利的系主任狄马说。

尤其是当人们逐渐发现他蛮有能力、既能吃苦又不抱怨之后，便扔给了他更多的“担子”。学生会主席、基督教学生团体的领袖、模拟法庭组长、田径队队长、诗社社长……只要应付得来，又与自己的信仰、原则和爱好不冲突，菲利便不会拒绝。

“你享受领导别人吗？”我问他。

他哈哈笑了几声，摇头。“我只是不想放弃任何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在这方面，菲利在校最要好的朋友丹尼尔这么形容他：目的性强，但不会不择手段。“还是非常正面的。别人入社是为了放松、为了好玩，他不一样，他在修剪自己，也在积累人脉。”

2018年7月，菲利得知了妹妹芙拉将在第二年4月接受割礼的事情，他把宪法和地方法中自己早就收集好的、明确禁止女性割礼以及保护妇女儿童隐私和权利的所有条目分门别类放进文件夹，不薄不厚的一叠，假一请，隔天就坐上了回卡提卡提的巴士。

他觉得自己这次志在必得。

两天后的支派例会上，他冷不丁地在会议结束前出现在大伯奥尼家，犀利而尊敬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跟在场的二三十位酋长、村长、长老们分析了一个半小时，他从女性割礼对人权、健康、现代化文明进程的危害，讲到法律条目上的明文规定，再讲到现实中那些让人心碎的案例，一气呵成。

“我看着他们面面相觑的样子，暗暗松了一口气，谁知……”

奥尼喝了一口茶，开了口：“小子，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想说个什么名堂？”

这下轮到菲利语塞了，自己花了几十分钟，软硬道理法理规定全部摆在台面上，难道还不够证据确凿？

后来菲利才得知，他那天的大部分“演讲”内容，奥尼和其中一些长老，早就听得耳朵长了茧子。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上面派来的执法立法普法人员、社工、教育家、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的，以及国外各类慈善人士到区里来开关于“彻底消灭女性割礼”的宣讲大会，一般情况下，每个地方的酋长和“碧召”必须参加。

而每隔四年的普查，像卡提卡提这样处在荒原深处的村落，由于人员居住过于分散，很多家庭根本不能被覆盖到。除此之外，教育部门联合一些国际性NGO，还会不定期对所有公立小学进行排查，这本该比大规模的范式普查要靠谱，但菲利在之后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排查”的彻底性和准确性，同样只适用于城市和开化程度较高、交通较便利的一些村镇，像在洛特普斯和卡提卡提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很多人一生不进学校，那么自然就不在排查范围之内。另外，有待考量的还有排查结果的真实性，这几乎直接取决于该校校长的正直和清廉程度。

“法律归法律，那些都是飞在天上的东西。你倒是说说，如果我们不执行割礼，姑娘们以后嫁不出去，你来负责吗？”奥尼轻描淡写地问。看着他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菲利气得几乎要爆血管，但好在暂且没有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实话实说，奥尼的质问听似荒唐，却并非没有出处。我家乡的人们所关注的是怎么样嫁得好、怎么样取悦丈夫、怎么样在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圈里保持它看似平衡的运转节奏，法律、文明、进步，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和他们的生活无关。”

1998年，坦桑尼亚政府出台了《性犯罪特别规定法》，那是第一次，“给18岁以下未成年女性实行割礼”被划为了“违法行为”。

“相比之下，女性割礼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用20年的时间通过搭一个法律的“硬壳”，看似坚不可摧，但里头其实是空的，裂缝一多，就会整个崩塌。”多多马法学院的客座教授凯瑟琳说。凯瑟琳在五岁时被家人的一块泡泡糖给引到了“割礼士”的家中，之后她大学本科选择法律，硕士博士又在英国读了社工专业，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凯瑟琳告诉菲利：老百姓需要的不是道理，而是在生活中明白和感受到切实的好处和坏处。在牢固的部落风俗面前，换句话说，在混沌不清的“人性之恶”面前，你可以跟人们讲规定讲条例，但他们转头就会越藏越深，到头来，情况只会变得更坏。你想男人们放弃自己在家里“奴隶主”的身份，就必须让他们发自内心明白“文明”到底有什么意义。同理，你想让女人们不再沉默，也必须先给她们指出一条活路，一条让她们不必仅仅靠取悦依附老公、就能够走得通的“活路”，否则的话，再痛、受割时的风险再大，她们也还是会把这当成必要的牺牲。

除了“95.3%的受访者认为女性割礼不应继续”之外，2018年的那份普查还显示，在13岁以上女性的这个年龄群里，72%并不是“非自愿接受割礼”的。

这条“活路”到底是什么呢？菲利想。

菲利和他的队伍在卡提卡提做田野调查 图/菲利

尾声

在那次自以为必胜无疑却再次败北的会议之后，菲利还是去了那个山谷，不过这次他只呆了一天，就得到了答案。

他转身回到多多马，在一周内召集了学生会和模拟法庭小组里的七个一直关注女性割礼和儿童权益保护的学生骨干，又走访了几个专业领域的教授和之前跟学校在“反割”议题上有过合作关系的国外NGO，靠着他的马赛血统、经历、知识和在校口碑，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田野调查队伍。不多不少的12个人，由凯瑟琳带队，开始了为期三个星期的走访。

由于路烂难行，他们只能徒步走进埋在山谷和灌木丛深处的村落里，四处都是荆棘密布乱石遍地，有时不得不沿着悬崖边摸索着向前，好像走到了时间和地球的尽头，美得犹如仙境，却彻底地被整个文明世界隔离和孤立，可就是在那里，竟然还是能找到人迹。

菲利为这世上竟有比卡提卡提更为落后的地方而感到惊讶痛心，他想，生存在这里的那些人，有谁在乎谁受不受割礼、活着还是死掉吗？

田野调查的最后一个点是卡提卡提。从他们进村的那一刻起，议论、惊讶、疑惑、愤怒、以及少许人的期盼便陡然生发，“毕竟过去跑来搞这些的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儿干的白人。”奥尼气鼓鼓地说。

于是奥尼带了一帮部落里的青壮年，每天四处“捉拿”他们。第一天夜里，菲利带着他的队友们瞒着父亲偷偷回来，母亲找了一座空草垛把他们安顿下。正睡得香，突然外头便传来了喧嚷声，奥尼和其他宗族长老一行二十几个人浩浩荡荡举着火把闯了进来。

“大卫，你儿子和他那些同党在哪里？有人说看见他们进了你家。”奥尼吼着。

“你半夜三更闯进来，招呼也不打，搞什么？”大卫淡淡说。

“少废话了，快把人交出来，不然我们就要搜了！”

“什么人？我家进来十几个人我能发现不了？没有就是没有，你搜也没用。”

奥尼最后问了一句：你敢用你作为长老的名誉担保吗？

大卫回答：可以。

直到人全走完后，菲利才发现自己整个背脊都湿透了。

第二天天刚亮，菲利一出垛子，就看见父亲坐在门外的树下喝茶。他走过去问了安，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谢谢。”菲利开口。

“你们人太多了，打成三队比较安全。”

“父亲，你这次帮了我，可是芙拉的事情，请你不要妥协，如果走到不得已的地步，我会把你、奥尼和校长乃幔一起告上法庭，请相信我，我说到做到。”

“你要告我？你的父亲？”大卫扬高了声调，菲利第一次发现，原来父亲的抬头纹有那么深。

“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会。”

又是漫长的沉默，就像他得知萨莱死讯那个下午和父亲的对峙。

“我不能保证，你先暂时把她送去洛特普斯那个宣教士办的宿舍去。他们不是能给被逼受割礼的女孩子提供保护吗？”说完，大卫就回了三姨太的草垛。

向洪水猛兽一般的传统风俗低头妥协，究竟是艰难还是容易呢？

在那次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除了获取到切实的、真实的数据和信息，菲利更加确定了，凯瑟琳所提到的那条“活路”究竟是什么。

他缓缓说：我要从教育下手。

于是他们这次田野调查最终得出了两个数据样本，一个是13岁以下少女受割率，另一个是小学中途辍学率及辍学原因。

这份报告被凯瑟琳、系主任狄马及其他的三位教授联名提交到曼雅拉区社会发展部，两个月后他们得到的反馈是：政府将在2020年4月“割礼季”时，派一队“专员”前往卡提卡提所在的特拉县，在全县范围执法，查办违法施行割礼的家族和群体。

在菲利准备回校、离开部落的那个下午，我和他并肩在稀树丛和夕阳中走向卡提卡提村的村口，暖光半逆着映在那张22岁的脸上，所有的忧虑和重担，那一瞬间似乎都被磅礴的晚霞给洗掉了。

“人活着，难道不就应该这样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