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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上，明清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官府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征收赋税和徭役都是分对象的，比如对拥有功名在身的士绅们进行一定的免役，并且其一定数量的田地还可以免交或是完全不用缴纳赋税（秀才、举人等功名可免税的田亩数量相差很大），这是一方面是朝廷对这些人的优待，用于笼络士人，另一方面则是士绅阶层们钻空子的结果。而普通百姓们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该交的不该交的税赋，一个也不能少。

“赋役”这个词，在古代要分开来看，税是税，役是役，税可以简单理解为田税，按照税率有多少田就缴纳多少税，而役则是劳役、徭役这类。而明初时，明朝士人虽然有优免，但是朝廷免除的只是他们的杂役而不是全部赋税。嘉靖二十四年时，明廷还出台优免则例，特意确定了士人各级优免额度：

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万历时期也对士绅阶层的优免情况进行了更改和确定，按照优免新例的记载来看，其规模如下：

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对于这些条例，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朝廷直接优免掉了士绅们的税赋，另一种则说的是，朝廷优免的还是士绅们的杂役，之所以用田亩数来作为优免杂役的额度，是因为许多杂役都被算入田税之中了，朝廷的优免不过是优免掉了依附于田税之中的杂役（杂役能折算成钱），甚至连里甲等正役都不在此列，田税更是要照常缴纳。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但是虽然朝廷有如此规定，可是却并不耽误士绅们拿着鸡毛当令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变动，适用范围扩大，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败坏，制度执行力低下，士绅们暗地里还利用权能肥私，成功的将只免杂役后来变成“合法”的逃税逃役。

明朝中后期以后，直至清朝，士绅能享受的优免幅度越来越大，上面的规定是规定，下面的执行是执行，具体就是大量士绅和官员勾结，将徭役和税赋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比如士绅们有一种骚操作就是勾结官吏，偷偷将自己的土地划到普通百姓身上，这样官府收税的时候，自然就到百姓家里去收取，搞得很多百姓明明没有多少土地，却要缴纳大量税赋，普通百姓还无法反抗官老爷。有的士绅甚至可以钻空子一分钱都不用交，不当差、不纳粮，甚至是他们的家人们，包括奴仆都是不用纳税不用服徭役，不缴纳田税。

由于官绅们不用交税，税赋自然就主要由普通百姓们（一切没有功名的人）来交了，税赋的担子全压在他们身上，并且百姓们不光要缴纳国家定下的正税，各种地方官的摊派和杂税也别想跑，这些摊派和杂税可比正税狠多了！

真说起来，明朝的正税其实并不高，辽响加的也不多，但无奈官员们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地方官定下的各种杂税和摊派比正税要缴纳的钱粮多得多，让小民根本无法承受，而为了避免缴税，明朝和清朝的一些百姓或是富户，就开始想办法逃税，其中最有效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投献”。

为躲避赋税和徭役，许多自耕农和富户主动变成黑户，还有的将自己的田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不仅不问士绅要一分钱，还每年倒贴银子给他们（地租），这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却是当时非常可行的一种操作，能够逃脱沉重的负担，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我成不了官员和举人，我成为他家家奴总可以了吧。我种地，你收我税还让我服劳役是不是？那我不种国家的地了还不行吗？举人官员之家的地不是不收税吗？那我就把我家的地给举人官员之家不就行了吗？连丁银（人头税）都不用交了。”

即使是士绅们真的按照朝廷的规定，不交杂役钱，照常只交名下土地的田税，那么对于投献的百姓来说，投献也是一种省钱的手段，毕竟投献之后，土地就属于士绅所有了，百姓自然就不需要给官府缴纳杂役钱，也不需要服劳役了，当然作为钻空子的代价，百姓需要向士绅缴纳一定的钱粮，可是那也比交给官府的少，相当划算。而对于士绅们来说，这样的土地就跟白捡的一样，并且上文也说了，他们根本不会按照朝廷的规定那么操作，士绅们会各种操作，别说杂役钱了，他们连田税都不缴纳！

随着时间的发展，投献在当地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变得非常平常和完善了。具体做法就是双方在投献之前，商议好每年的地租和土地使用年限（永佃田），然后百姓低价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士绅，自己再成为士绅的佃户。经过投献之后，百姓其实种的还是自己家原来的那块地，只不过其名义上属于士绅了，但是百姓却可以继续耕种，每年只需要交给士绅一定的地租就行了，不需要再向官府缴纳许多税赋。即使“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

而士绅们为了吸引百姓主动投献土地，每年所收取的地租，要比官府收的税少许多，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来投献，毕竟他们又不需要任何成本，只需在家中坐等，就有人主动送田送钱，实为美事一桩。而且双方的这种合作是有相关的文书来认证保证的，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百姓土地投献以后，被士绅吃干抹净不认账的风险，这为投献者解决了后顾之忧，因此，投献之风在明清两代非常盛行。

据相关学者估计，明朝初期造册登记的赋田约有857万顷，但是经过地主豪强的兼并和投献，至弘治十五年时，明朝在册的赋田居然只剩下422万顷，比原先足足减少了一半多！而这里面的很多土地，就被百姓们投献给了不交税的士绅们。“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