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滥用”在大陆法上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法律概念，它并非一开始就随着权利概念的形成而出现，其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法观念而存在，之后才在判例中被解释和适用，并逐渐生成成文法上的具体规则。认定构成权利滥用的标准可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在主观方面，应看权利人有无可能导致权利滥用的故意或过失。

　　滥用职权的行为主要表现

　　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的行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滥用职权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如果产生严重后果或重大损失，当然由滥用职权的行为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滥用职权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法律依据

　　《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也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制度。如《苏俄民法典》第5条。中国也确认了此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