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赖林远重新回到早餐店。

茶光村核酸检测点。

3月21日，深圳在摸索中重回正常轨道。铺满灰尘和落叶的汽车重新驶入马路，拥抱早高峰的拥堵。路边有人一手拎电脑主机一手牵娃，把从公司搬过来的家当再搬回去。地铁比往日更拥挤，深圳北站依然有人挤不上车。

3月20日晚，“叮咚鸡”（广东话谐音，指“等通知”）就刷爆深圳人的朋友圈，人们急切地等待着第二天上班。3月21日，有微博网友晒出早高峰地铁内的图片，配文“下一站，翻身”。

3月13日晚深圳发布通告，14日-20日将进行3轮全员核酸检测，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公交地铁停运。这座习惯了高速运转的城市耐着性子，探索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民生。3月20日，深圳基本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在这7天，12平方米的早餐店是城市生活换挡中的一个微小参照物。3月14日晚，松坪山社区一家早餐店的老板赖林远得知，自己居住的茶光村将被封控，只进不出。15日凌晨2点，他刷到深圳卫健委的推送，写下一串几乎没有标点的留言：“我经营的早餐店自3月1日开始后，真的没有赚到一分钱”，他眼睛红了。

在此之前，他从未和任何人如此直白地吐露过心声。一觉醒来，伴随着1万多人点赞，这条留言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3月20日晚，得知松坪山社区的商铺重新开业后，赖林远睡了这7天以来最安稳的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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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早上，赖林远8点半到店里搞卫生，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拂去工作台上的尘土，把30多个蒸笼洗了两三遍。上午有老顾客来买包子，看他还在忙，远远地给他比大拇指。中午吃饭的空档，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想到了好久没见的儿子，但脑子很快被忙碌填满。他打算等生意好了，就把儿子接过来。

“我知道20号过后（对）深圳是一个新的转折”，回忆起20日晚上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他声音里带着笑意，“重新开店，比现在跑外卖风吹日晒好很多，就图个安稳。”

往日里，当早餐店迎着晨光打开卷帘门，最先出现的是拎着篮子、推着小车去买菜的老年人，他们一般选择简单的肉馅或菜馅包子。早上7点半，家长们拉着活蹦乱跳的小学生来买包子，最受欢迎的是猪仔流沙包，孩子们不吹热气就往嘴里送。下午五六点，常来的中学生放学回家，赖林远让他们帮着在手机游戏里“上分”。晚上，当上班族们买完第二天的早餐，赖林远就可以收摊了。

科兴科技园园区距离赖林远的早餐店约1公里，里面汇聚了超过650家高科技企业，被称为“中国第一加班楼”，通常到凌晨依然灯火通明。2月25日下午，园区疑似出现了核酸混检的阳性病例，数万人集体下班。有人走的时候抱着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有人开了电脑远程控制，一路工作到家。

一名白领和同事暂时被留在楼内，无聊时玩起狼人杀，还有人在会议室里K歌。大家举起手机拍照、跟家人视频聊天介绍公司里的同事。当午夜0点接到通知可以离开时，许多人电脑没关就跑了。返岗第一天，迎接他们的是凌乱的办公室。

但这并不影响心情。这名白领为了在上班前做完核酸检测，早早起床，下楼时发现队伍已绕着院子排了好几圈。虽然上班路上很多花已经枯萎，落了一地，她仍然感到了春天的气息，“就连地铁上被挤到，心情也和原来不一样。”

“这时候最大的一个词就是理解”，她觉得作为一个人口平均年龄34岁的城市，深圳的包容和接受度很高，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大家能抗住压力、努力过好生活，“都有种使命感”。

封控后，一些住得离检测点近的居民，从楼上观察情况，然后在居民群里吆喝：“现在太阳小、人不多，做核酸的可以来！”这些人笑称自己为“居家志愿者”。

赖林远所住的茶光村是有名的“深漂”聚集地，常住人口近5万，95%是外来人口。这里楼间距密，管道和电线在空中交错纵横，楼号标到100多。2020年，这里除了已有的茶光1和茶光2公交站以外，增加了第3个公交站。

凌晨2点，每当赖林远骑着电动车去店里准备食材，总能看到刚下班、骑着共享单车一脸倦容的白领，刚下出租车就吐一地的醉酒青年，以及拉着三轮车运菜的中年妇女。

32岁的刘小诗2015年来到深圳，2019年初搬进茶光村。为了离公司更近，她和“握手楼”握了手。她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厌倦了没有挑战的工作，只身来到深圳。她喜欢这里的气候，全年温暖、湿润，工作机会也像天气一样友好，“只要努力肯定饿不死人”。

她习惯了每天早上8点半挤上19路公交车，在经过科技园时尤其要耐住性子，看着从地铁口源源不断溢出的人流涌上公交，再等待前面长长的公交队伍依次驶出站台。

“深圳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她感慨这里效率至上。在老家，一些政务电话很难打通，经常要到现场跑好几趟。在深圳，一个办事大厅有多个电话号码，从电话里就能提前咨询到手续流程。

2020年以来，刘小诗开始适应疫情下的生活。每天上公交车要给司机查验24小时绿码，她习惯提前十几分钟出门。最近，身为会计的她下班开始随身带着网银盾、财务资料，准备随时居家办公，还提前在家备好了必需物资。

茶光村被列为封控区后，她发现人们的作息变了。原来她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对面很多人家都黑着灯，直到凌晨一两点才亮起。封控后，灯亮得早了，灭得也早。一到饭点，飘进来的饭菜香气更浓。

“真没想到茶光村能这么安静”。在科兴科技园工作的周雅去年刚搬进茶光村，晚上下班回家时，楼下的大排档门口总是坐满食客，一辆辆电动车、三轮车和自行车陆续回巢。她2019年毕业后来到这里，深圳见证着她从学生到“打工人”的身份转变。

3月21日，周雅返岗第一天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开会，包括此前没开完的会议和对接新工作的会议。出于防止人员聚集的考量，他们在各自的工位上用软件隔空讨论。

周雅和老公约定好，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去旅游，随便哪里都可以。疫情以来她除了回家从没离开过深圳，“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试着回归正常了”。

3月16日下楼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她看到一只两个月大的小橘猫，不怕人，在太阳底下四处溜达。因为茶光村里的饭店关门了，周雅担心这只流浪猫饿着，每天带些猫粮喂它。她相信，人和猫都能找到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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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底开始，当赖林远发现卖不完的包子越来越多，他才意识到这轮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

他每天店铺租金和包子制作成本600元、住的地方房租60元、吃饭30元，今年3月以来，一天七八百元的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

3月5日，交完店租和给供应商的欠款，赖林远的银行卡里还剩400多元，身上背着3万元的债务。他一度想过转租店面，离开深圳。“不能在这里被店吊死”，他打印了出租信息贴在门口，但无人问津。

14日晚上，他反复翻看着儿子的照片，却怎么也想不出办法。在深圳卫健委的文章底下留言前，他在微信上给母亲发了一句“心态炸了”。

他几乎是怀着焦虑、委屈和些许失望写下了那段话，不成想被全网关注。一觉醒来，他收到无数网友的鼓励，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到他，帮助他办好了出入证明，当天向他订购了300多个包子，当作工作人员的早餐。办好通行证后，他提起来的心放下很多。

看到儿子上新闻，赖林远的父亲第一次郑重其事地给他来发文字消息，“再接再厉，加油渡过难关”。

3月16日，由于隔壁生活超市出现密接人员，早餐店不得不停止营业。赖林远把食材放进冰箱，带上没卖完的包子，锁上了早餐店的门。16日晚上开始，他送起了外卖。

赖林远的室友于峰也是外卖员。于峰在疫情前和朋友合伙开休闲会所，这两年的疫情一直反复，休闲会所被要求关门的时间越来越长。2020年年底，于峰选择彻底关门，全职干起了外卖骑手，在赖林远的早餐店买包子时和他相识。

开始送外卖后，于峰改掉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原来每天至少一包槟榔，现在三四天才舍得买一包。去年年底，一个人住的他为了省钱，决定和赖林远合租。他们蜗居在13平方米小单间的上下铺，隔着一张床板分享空间和生活。

两人平时各自为生计奔波，赖林远每天凌晨2点就出发，而于峰早上8点起床去跑单。晚上12点于峰回到家时，赖林远已经睡下。

他们一天中最长的交流在傍晚。因为觉得外卖不卫生，于峰自己做饭，等赖林远回来一起吃饭、吹牛。他们彼此询问生意如何，并在对方急着用钱时，转去一笔数额不大的心意。

从2月底开始，于峰的单就不怎么好跑。许多小区采取封控措施，外卖不能送上楼，1公里的单子单价一般是6元到8元，现在只有5元。因为取餐不像之前那样方便，订单也跟着减少，尤其是五六层的住户，更倾向于自己在家做饭。

3月19日，睡不着的深圳人扎堆点着烧烤和炸鸡，赖林远送了一夜外卖，“搞钱是会上瘾的，多劳多得。”那天他本来想回家，结果后半夜碰上爆单。

外卖骑手李兴福最想做的事是搬进茶光村。那里靠近市中心，朋友多、单子也多，月租1500元，是他现在房租的两倍。如今他住在光明区，每天往返市中心要4小时，搬去茶光村，节省下的时间能多挣100元。

3月14日到19日，他居住的小区被列为封控区，连着5天无法出门跑单，被迫补了不少觉。这是除了春节外，他第一次放这么长时间的假。

这个35岁的男人想努力跟上深圳的节奏。他在东莞和广州的工厂都干过，休息的时候，工友们一般睡懒觉，不出门，“很懒散、没有干劲”。2014年来到深圳，他发现有些工友晚上8点下班后还会去跑外卖兼职，平时还出去跑步、骑行、爬山，好像永远不会停歇。

小区回归正常后，他立马跨上电动车，重新开门的奶茶店和熟悉的汽车喇叭声让他预感，又要开始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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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原本是早餐店主赖林远的“梦想之地”。念初中的时候，村里去深圳珠宝厂打工的哥哥姐姐，回来时总会带着新潮的饰品，他对那个闪亮的城市充满向往。来自梅州的他很少说粤语，之前在佛山模具厂打工，他总是听不懂工友们的聊天，连买东西都费劲。18岁时初到深圳打工，他听着人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讲普通话，感觉“一下就融入了”。

“每天都拼命做，做出来就卖完”。开始做早餐生意后，他享受着小生意带来的安稳收益，“钱在口袋里才是最保险的，做这行，我每天都能见到钱。我没什么大目标，只赚认知以内的钱。”

他和妻子分工，他凌晨2点到店里准备食材，妻子早上6点到店里和他一起售卖。上午生意少了，妻子留下看店，他去跑外卖增加收入。日子平稳中透着活力，实在累了，夫妻俩就关一天店，一起去看电子音乐节。赖林远一直喜欢电子音乐，到了深圳才有机会看现场演出。DJ在台上不断变换着节奏，两人牵着手在音乐里跳动，“那时真的很幸福”。

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去年10月，他和妻子间积压的各种矛盾终于爆发，妻子决定回老家带孩子。而他为了赚钱，一年多没回家，过年时在小单间里和室友于峰吃了顿小火锅。

有次儿子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陪我啊”。他不知如何回答。实在感觉累得撑不住，他就去翻看幼儿园制作的小程序，里面记录着儿子白天的日程，还有一些手工和绘画作业。看完再打两盘游戏熬到晚上9点，准时睡觉，为第二天的劳动积攒体力。

在赖林远的愿景里，他的30岁应该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至少像我弟弟一样”。他的弟弟开了家食品配送公司，前两年母亲甲状腺做手术，主要是弟弟掏钱。他身为长子，一直有些歉疚。

但他做生意还是求“稳”，平时对于信号不好扫不出码的、带着小孩腾不出手的、没零钱的，赖林远就摆摆手让他们下次再给。一个每天早上7点都会来买包子的环卫工人，3月16日拿100元买了5个包子，赖林远没零钱找，就没收他的钱，让他下次再给。

21日，社区得知他恢复营业，又向他订购了100个菜包、100个肉包和20笼小笼包。他准备了300多元的原料，希望能恢复之前的营业额。他期待着第二天，和往常一样，在黑夜中打开店门，连上蓝牙音箱，在电子音乐陪伴下独自忙碌。早上6点半，当清晨的阳光照在店门口的笼屉上，第一锅冒着热气的包子出炉，等待被售出。

整座城市也在探索如何更从容地面对疫情，“每一步都是试探，每一步都是全新的开始”。

骑手李兴福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深圳速度”。他觉得在深圳，一切都有可能。“来深圳之前从没想跑外卖，（我）太腼腆了”。他感觉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走路都变快了，跟人交流也越来越自信。每当深夜十一二点，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四五十层的写字楼送餐，看到那些还在电脑前忙碌的身影，总感觉自己“瞬间有劲了”。

去年他在老家买了房子，背着一个月2300元的房贷，他希望这几天把前段时间没赚到的钱赚回来，4月前能搬到梦想中的茶光村。

在家远程办公时，刘小诗一直惦记着奶茶，平时她一周至少点一杯，但当时茶光村附近的奶茶店都暂停营业了。她幻想着手握一杯奶茶，吹着风、晒着太阳，在大沙河公园的步道上散步。21日一整天，她没空去公园，倒是在公司和同事一人点了一杯奶茶庆祝上班。

这一天，她看到人们拎着早餐和公文包，从一栋栋“握手楼”中涌出，快步奔向站台，自己的脚步也好像变得轻盈。她喜欢那种生机与活力，“每个人都在往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