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诺贝尔奖获奖原因,屠呦呦诺贝尔奖的颁奖词。小编来告诉你更多相关信息。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2011年，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被称为“最接近诺贝尔奖科学奖的中国人”，此次终偿所愿，成为中国首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切似乎来得顺其自然，可更多的人并不知道，顶着各种非议和质疑，这一刻，屠呦呦等了40多年……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新华社资料照片）

“中国神药”震惊世界

屠呦呦的获奖，来自于发明了青蒿素在治疗疟疾上的卓越研究，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的无法估量的贡献。

疟疾被称为“头号热带病”，主要通过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罗马亡于疟疾，明朝亡于鼠疫”，疟疾威力之大，我国医史学家范行准早在1955年就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一书中提及。

1989年，海南省东方镇，疟疾疫区，一名六七岁的孩子被父母送到镇卫生院，浑身抽搐、意识昏迷。大夫很快确诊，这是一名恶性疟患者，感染病情很严重。大夫迅速给予推注青蒿琥酯，第二天，孩子醒了过来，第三天，危象消失，第七天，带上口服的青蒿琥酯片，孩子活蹦乱跳地出院了。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疟疾疫区普通的一幕。

我国疟疾防控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原所长汤林华教授介绍，建国初期，我国疟疾状况和现在非洲的流行状况不相上下，死亡人数一度达到三十多万。而今天的中国，全国只有几千名疟疾患者，相当一部分还是输入的病人。“这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应用密不可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低毒、使用方便，是对付疟疾强有力的武器。”

回顾世界抗疟药的历史，奎宁的出现曾对疟疾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但该药副作用很大。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氯喹，同样面临毒性大的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对氯喹产生耐药性，全球疟疾患者又开始明显上升，死亡人数显著增加。直到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成功提取出青蒿素，抗疟作用达到95%～100%。

“青蒿素拥有和早期抗疟药不同的分子结构，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符林春教授表示，早期的抗疟药，无论是奎宁还是氯喹，分子结构中都含氮原子。各国科学家都在沿氮化合物这条路进行新药研发，“偏偏青蒿素没有氮，它的效果却特别好，这颠覆了以前的概念，为新抗疟药的发现创出了一条新路。”让世界震惊的正是青蒿素的疗效。

符林春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然而，他至今仍印象深刻的病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抢救过的一名重症脑型疟患者，该患者还是一位孕妇。病人就诊时，已出现了无尿、心衰、溶血、肺部感染、高原虫密度、休克、深度昏迷等危重症状，符林春所在的医疗组果断选择青蒿素治疗，整整抢救了十一天，最终患者得救。

这样的奇迹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受越南中央医院的邀请，符林春跟随李国桥教授在越南开展脑型疟的救治研究就有168例，(脑型疟是疟疾致死的重要类型)一天抢救几个脑型疟患者稀松平常。

中国专家组没去非洲之前，当地的疟疾重症抢救还是用奎宁，WHO给当地支援了很多青蒿琥酯，但是都被放在仓库不敢用。由于奎宁毒性很大，只能慢慢地静脉点滴。专家组到达后，将青蒿琥酯静脉推注或蒿甲醚直接肌肉注射，疗效明显，当地专家半信半疑地取出青蒿琥酯，做了一个与奎宁的临床对比试验，结果发现青蒿琥酯疗效远超奎宁：病死率由超过30%降到了10%以下。

汤林华教授也有过类似经历。1994年，中国医疗组带着青蒿素衍生物到达肯尼亚，当地五岁以下孩子患疟疾的死亡率非常高，住院病人中一半都是脑型疟病人，当地医生将没法治疗的患者送到中国医疗队，在见证中国医疗人员用青蒿素衍生物治愈了一批批重症疟疾患者后，当地居民将青蒿素奉为“神药”。

“青蒿素类药物及复方制剂是目前抗疟药中的一线药物。”符林春说，在十多年前就该被授予诺贝尔奖，国外科学家曾撰文表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发现是青蒿素。

以青蒿素为基础，更多技术改良后的青蒿素衍生物以及不同的给药方式给疟疾患者带来福音。汤林华介绍，一些普通的恶性疟疾病人不用住院，买一盒药，吃三天就能好，“有了青蒿素，治疗普通的疟疾病人有时比治疗感冒还简单”符林春说，他曾奋战过的海南疫区自2012年后再也没有看到疟疾患者。

成功，在190次失败后姗姗来迟

“如果医学生没听过青蒿素，那一定是本科阶段没认真听课。但不认识屠呦呦，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北京大学医学部09级医学生沈晖如此说。

的确，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成为针对疟疾的最佳治疗方案。但鲜有人知，青蒿素是在历经190次失败才成功。

屠呦呦在《自然》上发表的《青蒿素的发现——中药的馈赠》记述了当时的一些片段。

1967年，全民抗发疟疾523项目启动。“我们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380种提取物用于在小白鼠身上的抗疟疾检测，但进展并不顺利。”

西晋葛洪的处方成为契机。翻遍古代医学典籍，《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给了她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并未采用一般提取中药的水煎或酒精提取方法，是怕破坏青蒿素的有效成分?

“1971年10月4日，我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个转折点是在经历了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也正是这一发现，在40多年后让屠呦呦成功问鼎诺奖。

反复实践，让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含量与产地、采收季节均有关系，抗疟药效还与药物部位相关。不断琢磨、近乎“疯狂”地实践，让她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入了“523项目”、第一个提取出了具有100%活性的青蒿素、第一个将青蒿素运用于临床并证明有效，让屠呦呦的科研结果成为首创。

屠呦呦的爱人李廷钊曾表示，当年屠呦呦整天泡在实验室，满身酒精味。当放弃酒精改用乙醚后，由于乙醚有毒，屠呦呦得了中毒型肝炎，团队中的钟裕荣切除了部分气管和肺叶，另一位成员崔淑莲也很早过世了……为获第一手临床资料，屠呦呦还亲自两赴海南疟区。

“很多年轻的同志，得了疟疾便40℃以上高烧不退，两天以后嘴唇都紫了。”于是，搞出一个全新结构、疗效好的药物，解决氯喹耐药性的问题，成为了包括屠呦呦在内的科研团队共同的目标。

研发条件也并不乐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研究员曾与屠呦呦共事，“青蒿素在青蒿里的含量只有千分之几，需要体积很大的容器来浸泡，没有就用家用大缸来代替。”

姜廷良研究员回忆，为保证用药安全，在由动物实验向临床实验过渡时，屠呦呦还带头与课题组一起亲身试服。在海南期间，屠呦呦整日守在病床前观察患者反应，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首次30例患者痊愈的成功案例。

“只要是喜欢的事情，就会全力投入去做，这是屠呦呦的特点。”清华大学老教授陈效中介绍，在喜欢的事上坚持不懈，是屠呦呦给他最深的印象。

这种坚持体现在科研工作中变为了“苛刻”。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吕爱平曾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担任所长，与屠呦呦为同事，“尽管平时容易相处，但对待科研可谓苛刻，每个细节都会过问”。

从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取自《诗经·鹿鸣》，据考证，蒿，即青蒿。似乎她生来便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

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中医与西医的话题，存在本质区别。传统医学体系并不关心这颗小草里有什么成分，管用即可。但现代科学体系下的研究，却需要深入到分子水平。对于中国而言，青蒿素是一个传统医学宝库，远未被充分发掘。

在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时，屠呦呦曾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礼物，在研发关键时刻，是中医古代文献给予了灵感，提醒生命科学工作者不要忘记中医药这座传统宝库。

2015年获悉得到诺贝尔奖后，屠呦呦仍然强调，这个成果属于中医药集体，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荣誉。

屠呦呦教授与另外两名生物学家荣获2015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

1977年，屠呦呦团队在《科学通报》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发表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8年5月，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义，发表青蒿素结晶立体绝对构型的论文。

然而，青蒿素作为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原创药物，其专利和药品销售市场却被国外药企垄断。1982年9月，据WHO提议并经我国政府批准，FDA检查员在WHO人员陪同下到昆明和桂林的制药厂进行GMP检查,生产青蒿琥酯静脉注射针剂车间却不符合GMP要求。

2007年前，WHO没有将任何中国自主生产的抗疟药物列入采购清单。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制造的青蒿素类药物仅占国际市场份额的1%。1994年，原始专利持有人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青蒿素类复方药物(ACT)的国际销售权出售给了瑞士公司汽巴 - 嘉基(Ciba-Geigy)，即后来的诺华制药。

虽然青蒿素类药物一直是国外药企在垄断生产，但与跨国制药公司的合作使中国药企在质量、健康、安全以及环境方面达到国际标准，提高了中国公司的研发能力。

目前，更多的情况是我国许多抗疟疾药物没有通过WHO认证，采购目录里仍列不进去，“许多复方青蒿素生产企业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工艺，提升质量。” 符林春表示。

“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荣誉。” 屠呦呦荣获诺奖后的发言鼓舞人心，传统医学走向现代医学的路，仍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