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汉儒逐渐把孔子偶像化,把孔子整理编纂的教材神圣化,《诗》成为孔子教化天下的经典。

司马迁根据当时传闻,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司马迁说孔子从三千多篇古诗中去重、正乐并选择可宣扬礼义的三百零五篇编成《诗经》。这个记述成为孔子删诗的出处,几百年相传而无人疑议。

直到唐初孔颖达为五经作疏,开始怀疑司马迁记述失实:“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但儒家学者仍因循删诗之说。

宋代兴起经学的怀疑学风,宋儒严格地强调纲常礼教,认为《诗经》中有大批“淫诗”,“若以圣人删定”,则借圣人之名传播“恶行邪说”,所以不能承认孔子按礼义标准删诗之事。

删诗说与非删诗说的论战就此展开。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八百余年。他们争论激烈,聚讼难决,双方都把这场公案提到“捍圣卫道”的原则高度。

主删诗的一派,竭力维护孔子的神圣地位和罩在经书上的灵光,以清朝皮锡瑞的论点最为典型,他说:“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如果认为《诗经》不是孔子亲自修订删减的，而认为是别人修订的，那么研究《诗经》就会混乱不清楚，这是对孔教的不尊敬呀。……所以一定要孔子亲自修订删减过《诗经》，才可以说研究《诗经》也是经学；一定要知道是孔子凭着教化万世思想去修订删减了《诗经》，这样才可以说你学得的是经学。一切的经学来源都是孔子。皮锡瑞对孔子的尊崇无以复加。

非删诗的一派则认为,若以“淫奔”之诗乃经圣人手定,贻害无穷,也玷污圣人灵光。最典型例子莫过于王柏,他抡起板斧砍掉《诗经》三十二篇,说是代圣人删诗。这其实也是维护孔子的名声，对孔子也是尊崇到无以复加。

历史留下的直接记述太少,两派都以自己的论点去解释那几句简约的文字,并从各处搜求旁证。但都缺乏可以确立己说的充分论据和圆满论证,又都竭力排斥对方观点,掺杂师法门户的宗派偏见。

直到“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力图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圣人”、“圣经”、“圣道”、“王化”这些由封建经学以神圣字眼构成的精神桎梏,被“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狂飙一扫而光。

在“五四”前期“打倒孔子,废弃经学”的思潮影响下,胡适、冯友兰都说“孔子没有删诗”;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说:孔子“只劝人学诗,并没有自己删诗。”钱玄同说得更明白:“《诗经》这书的编纂与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

当“五四”的狂飙过去,20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冷静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检讨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重新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孔子不是神圣,不是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却是对中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文献整理专家。

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学者们着手梳理过去争论的脉络,扫除“圣道王化”的迷雾,剔去臆断的偏激之词,而综合双方可取的论点、论据。首先肯定孔子整理《诗经》这一历史事实及其功绩。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说孔子从三千篇诗删成三百○五篇不可靠,但孔子“保持原来的文辞,删去芫杂的篇章……一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以保存。”郭沫若则从《诗经》创作时代绵长,产生地域辽阔,而其形式和内容比较统一,肯定它经过总的编辑加工和删改,这整理删改者可能是孔子。匡亚明著《孔子评传》,基本上也是相同的意见。这些立论谨慎、稳妥的概括,长期为大陆学术界所接受,基本上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诗经》简介,都采取这一折衷众说、求同存异的说法。

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学者扩大了视野,开始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研究春秋时古文献和《诗经》流传的情况,研究孔子整理古文献的思想和方法,全面探讨《诗经》和孔子的关系,以此为题的专论达数十篇之多。由于以新角度、全方位地进行审视,使这一公案取得更大的进展。总括近十余年的研究,基本认识如下:

一、《诗》在孔子以前二百多年即春秋时代已在各国流传,并普遍应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是贵族学校的必修科目,因而可以肯定必有传本。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访鲁观周乐,可证明当孔子八岁时已有编次和篇数与今本《诗经》大致相近的传本,“诗三百”是它的规格和通称。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保存在各国公庭和贵族那里的《诗三百》和其他文献散佚,习演的乐队瓦解而各奔西东,即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孔子爱好古代文献,向往西周礼乐盛世,长期搜集散佚的传本,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他对从各处搜集到的各种传本,比较鉴别,进行了正乐、语言规范化、去重和编订。这些,从《论语》的记述和《诗经》的内容及其形式的统一,完全可以证实。

二、所谓“正乐”,即孔子自己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按乐曲的正确音调校正音律,并进行篇章编次的调整,《雅》诗归于《雅》这一类,《颂》诗归于《颂》这一类。《史记》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他确实按乐曲分类进行编订。

三、所谓语言规范化,即《论语·述而》所记“皆雅言也”。从各地搜集来的传本,在当时只有抄本,十五《国风》又是土乐,其文辞必然古语、方言、俗语错杂。孔子运用当时的“雅言”(标准语)进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取得语言的统一。

四、所谓“去重”,即“删去芜杂的篇章”。孔子搜集到散佚的许多传抄本加以校勘,删汰重复芜杂。《史记》说孔子从三千余篇去其重,汉朝王充《论衡·正说》也说:“《诗经》旧的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都指的是从各地搜集到的各种抄本(版本)的重复芜杂的总篇数,孔子仍按原来通行的编次和规模,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来。

由此可见,删,可以有多种情况,删篇、删章、删句、删字,都可以用这个“删”字,在这个意义上称孔子删诗,并无不可。以《左传》引诗为证,确有《左传》引录的诗,因内容重复而今本《诗经》未录者;也有《左传》引的诗,句子多于今本《诗经》者,无疑经过删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