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翻译为：齐宣王问：“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可以跟我讲讲吗?”

孟子说：“孔子的弟子中没有讲述齐桓公晋文公的人，所以后世失传了，我也没有听说过。如果不能不说，那还是说说王道吧。”

齐宣王问：“要有怎样的德行才能实行王道呢?”

孟子答：“通过安抚百姓称王，没有谁可以抵御得了。”

齐宣王问：“那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安抚百姓吗?”

孟子说：“可以。”

齐宣王问：“那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答：“我听胡说，有一次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头牛走过，您看见了问：“牛牵到哪儿去?”，牵牛的人回答说：“要杀了它用来祭钟”。您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的样子，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那人问：‘那能废除祭钟的仪式吗?’您说：‘怎么能废除呢?用羊去换它吧。’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齐宣王说：“有这事。”

孟子说：“有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称王天下了。百姓都还以为是您吝啬，我知道您是于心不忍。”

齐宣王说：“百姓的确对我有这样的误解。齐国虽然不大，我怎么会吝啬一头牛呢?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它恐惧发抖的样子，无罪却要往死地里送。所以才说用羊去换它。”

孟子说：“您不要奇怪百姓以为您吝啬。以小换大，他们怎么知道您的用意呢?您要是可怜牲畜无罪却往死地里送，那牛跟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笑道：“这究竟是什么心理呢?我并不是吝惜钱财才拿以羊换牛的，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是理所应当的。”

孟子说：“没关系，这才是仁爱之道，只因为您见到牛而没有见到羊。一个有道德的人对于禽兽，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看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鸣的声音，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仁厚的人们不接近厨房。”

齐宣王高兴地说：“《诗经》里面讲过：‘别人有想法，我能揣测出来。’这话像是说您的。我做了这件事，回过头来再想它的目的意义，反而得不出。您这么一讲，我心里又有所触动了。这种心地为什么就能与王道仁政合拍呢?”

孟子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气可以举起三千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够看清秋天里刚换过的兽毛的末梢，却看不见一大车木柴。’您同意吗?”

齐宣王说：“不，不同意。”

孟子说：“如今您一片仁心，使禽兽沾恩，但是百姓却一无所得，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一根羽毛拿不起来，是不愿用力;一车柴草看不见，是不愿用视力;百姓不受保护，是不愿施恩。所以大王您不行王道，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

齐宣王问：“不肯做和不能做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要人将泰山挟在腋下跳过渤海，他告诉别人说：‘我不能做。’这的确是不能做。向长辈弯腰作揖，他对人说：‘我不能做。’这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所以您不行王道，不属于将泰山挟在腋下跳过渤海这类事情;您不行王道，属于向长辈弯腰作揖一类的事情。

“尊奉自己的长辈，推广开去也尊奉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家的儿童，推广开去也爱护人家的儿童。要治理天下便可以像把一件小东西放在手掌上转动那么容易了。《诗经》里面说过：‘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说的就是拿自己的一片爱心加到别人身上罢了。所以，能够推广恩泽就能安抚四海百姓，否则，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保护不了。古代那些圣明的国君没能超过一般人的原因，没有别的，善于推己及人罢了。现在您的恩泽能够泽被禽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您的好处，这是为什么呢?用秤称，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事事如此，心的长短轻重尤其需要衡量。请您掂量掂量吧!

“难道您要兴师动众，使士兵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诸侯结下深仇大恨，然后才痛快吗?”

齐宣王说：“不，我对这个有什么痛快的呢?我是想借此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罢了。”

孟子问：“您很想得到的东西，我可以听听吗?”

齐宣王笑而不答。

孟子问：“是因为好吃的东西不够吃吗?轻暖的衣着不够穿吗?还是因为文采美色不够看吗?美妙音乐不够听吗?侍奉左右的宠臣不够用吗?您的臣子们都能充分供给，您难道为的是这些吗?”

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这些。”

孟子说：“那么，您想得到的东西我知道了，您是想开拓疆土，使秦、楚等大国朝见，然后统治整个中原地带，安抚四方小数民族。以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去谋求您所想得到的东西，就像是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齐宣王问道：“事情有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严重。爬到树上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却没有什么后患;凭您的做法，去谋求您很想得到的东西，要是尽心尽力地去做，必然会留下灾祸。”

齐宣王说：“您可以讲给我听听这个道理吗?”

孟子问：“如果邹国人跟楚国人开战，您认为谁会胜出呢?”

齐宣王答：“当然是楚国胜。”

孟子说：“那么，小国本来就不可以抵挡大国，人数少的本来就不可以抵挡人数多的，弱的国家本来就不可以抵挡势力强的国家。现在天下拥有千里见方土地的国家一共有九个，齐国的土地总算起来也不过只占九分之一。拿九分之一的力量去降服九分之八的力量，这跟邹国和楚国打仗又有什么两样呢?回到根本上去求得问题的解决吧。“现在您如果发布命令，施行仁政，使天下当官的人都愿意到您的朝中做官，耕田的人都愿意在您的田野里耕作，做生意的人都愿意到您的街市上做生意，旅行的人都愿意到您的国土上来游历，那些痛恨自己的国君的人，都愿向您申诉。如果能做到这样，谁能抵挡您呢?”

齐宣王说：“我糊涂，不懂得这个道理。希望先生帮助(实现)我的愿望，明确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慧，请让我试试。”

孟子说：“没有可以长久维持生计的产业而有一贯向善的思想，这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做到。像百姓，没有可以长久维持生计的产业，就会动摇一贯向善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思想，那就会放荡不羁，不守法纪，胡作非为，没有做不出来的。等到犯了罪，然后对他们施加刑罚，这就是陷害老百姓。哪有仁爱的国君在位，却可以做陷害老百姓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国君规定老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能奉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子儿女;遇上好年成终身饱暖，即使是年成不好，也不至于饿死;然后督促他们做好事，所以老百姓也就容易服从了。现在所规定的老百姓的产业，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养活老婆孩子;年成好也要终身困苦，遇上年成不好，也免不了要饿死。这样，连救自己的性命还来不及，哪有空余时间去讲礼义呢?您既然想施行仁政，为何不回到根本上来呢?在五亩大的住宅旁，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了;鸡、猪狗这类的家畜不要耽误它们繁殖生长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有肉吃了。一百亩的田地能及时得到耕种，八口人吃饭的人家，就可以不挨饿了。重视学校的教育，反复地叮咛他们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再肩挑背负在道路上走了。年老的人穿丝绵、吃肉，一般老百姓不少食缺衣。如果这样还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以实现王道，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