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的意思：如果。整句的意思：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该句出自《商君书》中第一篇《更法》。记叙了商鞅在秦孝公面前，与甘龙、杜挚就变法问题展开的一场辩论。当时，商鞅针对甘龙、杜挚等人反对变法的议论，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他还用古代帝王“不循古而兴”，“不易礼而亡”的事实，说明当时必须实行变法才能强国利民的道理。

　　《更法》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於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於民。语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习，学者溺於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垦草令。

　　《更法》注释

　　1、孝公：秦孝公。姓赢,名渠梁,献公之子。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为秦国国君。在位期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和新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平画,评议计划。一说“平昼闲居”,即退朝之后的时间。

　　2、甘龙、杜挚：秦国大臣。大夫：此指职位较高的官吏。御：侍奉。

　　3、代立：继先君而立,即继承君位。社稷：本为古代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后为国家的代称。

　　4、错：通“措”:设置,施行。

　　5、疑：犹豫不决。功：功效。

　　6、高人：高于一般人。

　　7、独知：特别的睿智。

　　8、语曰：通常说。

　　9、乐成：乐享其成。

　　10、郭偃(yan音演)：春秋时晋献公臣,后帮助晋文公进行改革以图霸业。

　　11、熟：仔细,反复。

　　12、学者：此指不知变通的学究式的一类人。溺:沉溺,淹没。

　　13、三代、夏、商、周。王(wang旺)：作动词,即成就王业,称王于天下。五霸：春秋时称霸于一时的五个诸侯,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一说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

　　14、制：约束。不肖者:无才无德的人。拘:拘泥,束缚。

　　15、图：反复考虑。

　　16、伏羲、神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诛：刑罚，处罚。黄帝、尧、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怒：超过。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17、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

　　18、穷巷：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曲学：见解浅陋，偏执于一端。

　　19、狂夫：狂妄之徒。

　　19、垦草令：开垦荒地的命令。

　　20、法：效法。

　　21、故：旧传统。

　　22、循：遵从。

　　《更法》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

　　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侯。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

　　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更法》赏析

　　本文以“更法”标其题，概括了全篇的主旨，那就是秦国必须要改革。文章以商鞅有针对性的三次发言，在批驳敌论中阐述了这一主旨，树立起了非改革不可的正面论点，即以“强国”、“利民”为前提，“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不断改革乃为常理。在对这一中心问题的阐述中，商鞅对持反对态度的甘龙等人是针锋相对地批驳，对抱疑虑态度的秦孝公则是循循善诱地争取，有理有情，理服情动，最终促使秦孝公“寡人不之疑矣”，下定了变法的决心，这场围绕变法的大论战也便以商鞅的胜利和反对派的失败而告结束。

　　这篇文章不仅有明确的中心，而且有阐述这一中心的完整的结构，组织缜密，叙述生动。围绕变法的论战以“孝公平画”开始，以“遂出垦草令”结束，首尾照应，条理分明，脉络清晰。

　　在对话中行文得以有起伏地发展，所记对话，言简意赅，不枝不蔓，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尤其许多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句，更是活画出了人物当时的心态，开始时孝公的疑虑矛盾，欲“变法”“更礼”又“恐天下之议我”，商鞅两次“君无疑矣”的剀切忠谏，甘龙“愿熟察之”、杜挚“君其图之”的无可奈何的呼唤等等，都写得生动形象、恰切精当。

　　孝公在这场辩论中，除了开场白和最后的小结之外，只两个“善”字便要言不繁地表明了对商鞅观点所持的肯定态度。这种态度不仅见之于“言”，而且见之于“行”，那就是“于是遂出垦草令”。“于是遂出”四个字，急切而坚定，它形象地宣布了商鞅在这场论战中的最后胜利。

　　《更法》创作背景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着重论述了商鞅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可能还包括其后学)著作汇编。

　　《更法》作者介绍

　　商鞅，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出身于卫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原是卫君后裔，以国为姓，故叫卫鞅，亦称公孙鞅，商鞅是他到秦国后被封于商而得名。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处“车裂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