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认为世界之所以那么乱，就是因为儒家想复古、法家想开新、大家都想改变世界，然后世界就乱了。所以，道家在态度上是消极出世，等你们这些搞事情的人都不搞事情了，世界自然不乱了。

诸子百家中，主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

其中，儒家和法家，在态度上属于一类，主张积极入世。世界那么乱，但我要去改变。而怎么改变呢？

儒家主张复古，认为现在之所以这么乱，是因为大家不尊周礼了。所以，在方向上，就要往后看，要回归传统。

法家主张开新，认为现在之所以那么乱，就是因为大家没跟上变化。所以，在方向上，就要往前看，传统的东西要改、要彻底地改。

儒家和法家，只是方向上不同，一个主张复古、往后看，一个主张开新、往前看。但是，它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即积极入世。世界乱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去恢复秩序。

但是，道家则不是方向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

道家认为世界之所以那么乱，就是因为儒家想复古、法家想开新、大家都想改变世界，然后世界就乱了。所以，道家在态度上是消极出世，等你们这些搞事情的人都不搞事情了，世界自然不乱了。

无论是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不是告诉小人怎么修身养性的学问，而是告诉君主怎么实施统治的学问。

但因为态度上关涉了“你是谁”，以及在方向上关涉了“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所以自然就会往信仰和精神世界上延伸。然而，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它们最初都不是什么过于形而上的哲学，而是政治学，具体说是关于统治的学问。

老子在态度上是出世的。但还是得问一下：老子在方向上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

肯定是往后看。

要记住一点：中国的法家是个奇葩。无论古今中外，传统时代的先贤们的总基调是今不如古，越是从前越是迦南美地，越是以后越是人间地狱。

但是，老子这个往后看，跟其他各家就不是一个时间尺度上的区别。儒家往后看，也就看到三代，主要是西周；墨家往后看，也就看到大禹时期。而老子往后看，则是直接看到了文明尚未开化的远古时期。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使国家（翻译成城邦或聚集部落更合适）变小，使各种器具存而不用，使百姓安土重迁。这样的话，即便有舟船车马，也没有使用的必要；即便有盔甲兵器，也没有用武之地。最后，大家集体退化到“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

既然已经退到了远古时代，那么连国家的存在必要也没有了。这会不会陷入霍布斯的利维坦呢？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道家关于远古时代的现象，不是利维坦，而是老子所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吃得香、穿得美，住得好、玩得爽，这就是道家的理想世界。

同时，庄子也对远古世界做了想象，与老子大体不差。即“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意思是呆着也不知道该干啥、出去也不知道该去哪，含着个肉干、开心的不得了，吃饱了肚子、四处闲逛。

所谓小国寡民，是不是把老百姓都变成二傻子了？对！这就是道家追求的本来状态。但这是打比方。比方的目的不是真要回到远古时代，而是说远古时代的生存状态是有好处的。而好处就是不争。既然不争了，那世界自然也就不乱了。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为什么又要“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呢？

傻子跟傻子在一起，也能打起来。打架也是一种交流。一旦交流了，人就变聪明了，自然也就争起来了。所以，怎么才能禁止两个傻子或两拨傻子打起来呢？那就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这种状态。而一旦欧洲人来了，印第安人的苦日子也来了。

而又为什么“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呢？

太大了，就没法统治了。非但老子这么想，轴心时期的西方人也这么想。

柏拉图认为最佳城邦是5040个公民。雅典却有两万公民，把女人、孩子、奴隶以及外来商人都算上，就超过十万人了。这么多人，没法统治，所以雅典应该退回到5040个公民的规模。但为啥是5040人呢？因为这个数能被10以内所有的数字整除（从2到10）。但柏拉图没算好，因为5040的一半，即2520就够了。

柏拉图迷信数字，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朴素多了。咱就别玩数字游戏了，直接用眼睛看。我站在高处、四眼一望，然后就行了。城邦就是我目之所及的范围，再远的地方就不要了。

咱们中国的老子，则是靠听的。到底多大？不用一个个地去数，也不用费劲用眼睛去看，听声音就够了。“鸡犬之声相闻”，村口张三家的狗叫了，我能听到，这就是咱的国。

还是那个前提，老子的学说是统治学，即教统治者如何统治国家的。所以，这些都是打比方。既然是打比方，那我们就不能聚焦在故事上，而是聚焦在故事的寓言上。实际上，就两点：一个是不争，最好的政治秩序就是不争；一个是自然，即“治大国如烹小鲜”，别折腾。不争，才能无为；自然，就是统治。

儒家向后看、法家向前看，但儒家和法家都是积极进取的。为什么老子偏偏消极避世了？

孔子、孟子，生活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在当时，这里算是周礼保存最好的地方。或者说，就是一个鲁国文化圈。因此，儒家的大人物，基本都从这个地方出。他们要复周礼，也就清楚了。生于斯、长于斯，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就是这些。

而李克、商鞅，包括后来的韩非，主要在晋国一带。“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春秋。但晋国比这猛，竟能搞了一场从大夫到诸侯的华丽转身。所以，晋国的礼崩乐坏早已令人发指。因此，这里孕育出了“离经叛道”的法家。

但法家过于形而下，所以需进一步形而上和抽象化。这就需要借助荀子这个大儒了。后期的两个法家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然后，再看老子和庄子，一个是陈国人、一个是宋国人，但具体出生地已经不可考。大体可以归类为楚国一带，而陈、宋两国也接近楚国。于是，可以认为道家是荆楚的产物。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基本是两千多年前的一篇地域黑。他是怎么记述楚国的呢？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你看这个描述，跟小国寡民，是不是非常相似？有时候，不是凭空想要小国寡民，而是地广人稀本就小国寡民。庄子见过远古社会吗？没有。但庄子凭啥说国家之前不是利维坦，而是“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因为老子和庄子在楚越之地就已经见过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日子的，而且过得很舒服。

儒家，是在周礼基础之上来想象理想世界。法家，是在礼崩乐坏和高度竞争中来想象理想世界。道家，则是在楚越之地的生活方式中想象理想世界。

但，法家偏实用，也就是太具体了，不够抽象。不抽象，就难以公约，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儒家比法家强一点儿。因为周礼是二阶抽象，儒家则是在周礼基础上的晋阶抽象。道家虽然是从一阶或零阶的生活方式中引深，却足够抽象。所以，老子的学说，你怎么用都行，都是大道至简。

而无论怎么抽象，其具体主张也都是来源于现实，都是从现实的社会和人文环境出发，进而勾勒出一个理想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的目的，都是为当时的乱世找到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