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春秋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下文简称《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版本”的《春秋》？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又各自起到什么作用？

何为“春秋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下文简称《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版本”的《春秋》？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又各自起到什么作用？而且相对于《春秋》的三个版本，可能更鲜为人知的是，这“三传”竟然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春秋三传”以及背后的巨大力量。

上图_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

西汉时期的书荒与“春秋三传”的形成

“春秋三传”的母本都是《春秋》。相传这《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历史的记载，文笔相对简练，仅对历史事件梗概做了记录而已，因此《春秋》读起来，不但晦涩难懂，而且更让人觉得味同嚼蜡。《左传》就是基于《春秋》而丰富了历史史实的记载，不但让故事读起来更加生动，文笔也较之更加精彩。《左传》很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乃是“春秋三传”成书最早的著作。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大量的先秦诸家典籍被销毁，《春秋》以及《左传》亦在被销毁之列。这让西汉时期，陷入了可读之书寥寥无几的尴尬境地，出现了书荒与学术之荒。但也正因如此，给了其他先秦诸家的衍学说，腾出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虽说经典书籍被毁，但以口口传授的方式，还是让诸家学说得到了传承。《春秋》就是依靠口授的方式而代代相传。只是，由于口授方式容易出现理解等方面的差异，甚至有人为主观刻意解读等行为，导致《春秋》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向的著作，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这“春秋三传”的另外两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上图_ 《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

“公羊学说”的备受推崇

西汉的建立不同于秦帝国，更不同于之前的诸侯国，再加之高祖刘邦的“特殊”出身，因此有一个根本问题困扰着西汉前几代皇帝，那就是为什么是老刘家人当皇帝，或者说这皇位怎么就应该是老刘家的？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其实是刘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为国祚延续而做的一次根本性探索，这绝对是加强皇权的一次重大进步。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的前几位皇帝都竭尽全力地展现出自己睿智与勤奋的一面。

高祖时代，利用叔孙通的儒家礼仪，刘邦首先解决皇帝地位的问题，从此奠定了皇帝高高在上的人伦基础。也正是因为皇权的高高在上，在刘邦之后发生了吕后之乱的动荡局面，刘姓宗室差点被吕后屠戮殆尽，西汉王朝第一次大危机，竟然来自王朝内部。

上图_ 汉高祖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

这次巨大的危机，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训，接下来的继任者们不敢不引以为戒，因此文景时代，西汉王朝进入了无为而治的时代。都说我国封建王朝最美好的时代是北宋，但在笔者看来，文景时代才是这当之无愧的“最美好”。这一时期，由于皇帝的充分放权，不但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进步，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文化与人文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较大进步。

文景两代帝王之所以推崇无为之治，是因为他们秉承着“只要能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会保证帝位稳定”之原则。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为什么皇帝“必须”得姓刘的问题，这就成了汉武帝亲政之后，急需解决的政治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就是这《公羊传》。

上图_ 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汉武帝

至于《公羊传》的来历，不难查阅，本文就不用篇幅了。《公羊传》的写作方式需要提一下，它是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以《春秋》记载的历史故事为基础，加以主观的诠释而形成的传体经本。《公羊传》强调的是，《春秋》中记录的历史故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意在阐释各类大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我们且不论《公羊传》微言大义的合理与否，但是这种“主观诠释”的方式，似乎就给了解决“皇帝刘姓”问题的突破口。

果然，之后《公羊传》的门人，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利用《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很好地解决了“皇帝刘姓”的问题。其中心思想简述之，就是“天道使然”。尤其是在董仲舒完成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问世之后，他极力鼓吹的“大一统”和“天人合一”等思想，被汉武帝所推崇，他本人更成为当时名声大噪的哲学大师。

上图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谷梁学说的“崛起”

公羊学说之所以会被汉武帝所推崇，是董仲舒等人将将儒家学说宗教化，以各类不切实际的“天意”来解释各类祥瑞、灾异为基础，最终解释了命运天定。进而说明，刘氏之所以会当皇帝，乃是因为刘邦是老天的儿子，是上天特地派遣到人间，代表老天治理天下。通过如此牵强地解释，刘邦乃至刘氏子孙就成了真命天子，成了最应该当皇帝的人。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学说完全是在愚人，但在当时一度被奉为圭臬。

然而，这类愚人学说一方面容易出现溜须拍马之徒，而另一面则最容易出现钻牛角尖的“书呆子”。宣帝时期，书呆子之中的个别人，以“天人合一”祥瑞学说为基础，通过各类灾异现象分析，竟然上书汉宣帝退位让贤。汉宣帝那是以外儒内法治国的实干家，处理这类迂腐大逆不道之人毫不手软，结果就是某些人身首异处。同时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以公羊学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危险性。

上图_ 《榖梁传》即《谷梁传》，也被称作《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是战国谷梁赤撰的儒家著作

由于公羊学说已经被奉为圭臬，而且成为汉王朝对外宣称的立国根本，因此汉宣帝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罢黜这一学说，而是扶持另一学说与之融合，消除人们脑子里不利于皇权的极端思想。在这个背景下《谷梁传》被抬上了台面。

《谷梁传》其实与《公羊传》师承一脉，而且写法上也类似，都采用问答方式，就记载事件展开评论。但是《谷梁传》相比之下，所阐述的思想更加朴实接地气，并不像《公羊传》那般以“微言大义”为借口，天马行空地强加主观意愿之观点。

利用“谷梁学说”冲击一下“公羊学说”，将那些“书呆子们”和虚无缥缈式的学术推崇，适当的往现实世界拉一拉，对于汉宣帝来说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于说汉宣帝是因为祖父，也就是汉武帝的废太子刘据推崇“谷梁学说”而受到启发，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借口。

上图_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 ），原名刘病已，字次卿

为了给“谷梁学说”正身，也为了解决当时学术派别纷争的问题，汉宣帝特地组织召开了西汉时期最著名的文化研讨大会——石渠阁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直接历史文献已经不存在了，只能通过其他典籍的简短记载来加以研究。但可以得知的是，谷梁学说的学者们厚积薄发，辩论中多次压倒公羊学说学者。汉宣帝顺理成章地将“谷梁学说”加入到了五经博士行列之内。

当然，面对谷梁学说的崛起和对自己的冲击，公羊学说人士并没有过多展现“视死如归”式的愤慨，而是很识相地做了妥协。这样既不会得罪皇帝，还能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和政治利益。这可能就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风骨。

上图_ 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被认可的背后原因

相对于其他两传，我们今天更多学习与接触的是《左传》。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左传》以客观叙述史实为主，但还是具有较强的儒家思想特点。它强调宗法伦理，但并不掺杂主观评论。由于它“借题发挥”的名目较少，很难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在西汉初期，只有例如太史公这样的史学家才会青睐《左传》，而被当权者排斥在外。

但在西汉末期，《左传》的地位却出现了反转，成为了挑战“公羊学说”的主要武器，这又是为什么呢？

上图_ 西汉 匈奴版图

原来，由于西汉学术长期被几个学说流派所占据，形成了一个个的以学术分类的板块团体，这些团体就是学阀。这些学阀大部分带走强烈的儒教特性，不容他人质疑，更不允许创新。而且为了保护政治利益，学阀之间的相互攻击诋毁，以及对其他学术的疯狂打压与排斥，这导致了，整个西汉学术水平照比先秦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政治资源长期被学阀霸占，朝堂上下被搞得乌烟瘴气，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西汉统治表现出失望与不满。

而对这种不满，表现出忧心忡忡并试图改变的代表人物，就是汉哀帝刘欣与宗室刘歆。而刘歆试图击败学阀的“武器”就是《左传》。在刘歆等人的倡导下，以及很多在野学者们对《左传》等“古文经说”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左传》的地位也随之升高。

上图_ 刘欣（前25年－前1年8月15日），即汉哀帝

汉哀帝纵情声色英年早逝，不值一提。而刘歆本想利用王莽对于“古文经说”的支持而改变西汉的学术风气。但事实却是，刘歆的学术改革行动，最终却成了王莽篡位的“垫脚石”，甚至他本人也不自主地成为了王莽篡位的帮凶。当王莽的新朝政权失败之时，刘歆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

虽然这次对于儒教学阀的冲击以失败告终，但是毕竟是开了一个头。而汉代的学术之争，东汉时期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