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帝命验》记载，当时，周族首领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泰伯，次子名仲雍，少子名季历。季历娶太任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昌。丹书上说这个叫昌的神奇宝宝将让周族取代商王朝，成为天下之主。

据《史记 周本纪》和《尚书 帝命验》记载，当时，周族首领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泰伯，次子名仲雍，少子名季历。季历娶太任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昌。太任临产时，有一红色小鸟衔丹书飞来，停放在太任产房门上，丹书上说这个叫昌的神奇宝宝，将让周族取代商王朝，成为天下之主。

又是一个帝王神话，依我看这八成是季历玩的鬼把戏，一点儿都不难，一个驯鸟师就能搞定。

不管是不是季历搞得鬼，反正就因为这件所谓的“圣瑞”，让古公对这个小孙子另眼相看，宠爱有加，他说：“能够复兴大周王业的人，大概就是我们小昌了吧！”因而将少子改名为季历。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所谓历，就是嫡的意思，按照宗法制，季历不是嫡长子，本来是没有继承君位的资格的，古公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改这样的名，这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了。

在这种情况下，泰伯和仲雍两兄弟便发挥了大公无私的伟大情操，他们借口入深山采药，带着族人逃到了荆蛮之地。并与当地土著一样，文身断发，以表示自己不能在宗庙主持祭祀，正式抛弃了周族嫡长子的地位。

前面这句文身断发是什么意思呢？

据《史记集解》载：“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这说的是我国远古时代东南地区土著民族的习俗，断发是为了方便在水中活动，因为要经常潜水，捕捉鱼虾，头发太长，很容易被水中水草缠绕导致溺水身亡。文身以象龙子，则是一种图腾崇拜，借文身来保佑自己，在水中活动时能减少伤害，获取更多的渔获。龙子应该是水中的凶物，比如鳄鱼之类的爬行动物。

看来，泰伯和仲雍两兄弟还真是表现得决绝啊，头发也不要了，刺青也刺上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流氓老大一般，硬是不想要那个恶心的继承权了。

图：断发纹身

就这样，季历恶心走了他俩哥哥，正式当上了周王，改称王季，而他的儿子姬昌就是日后那个鼎鼎大名的周文王了。

对于这件高尚的有点离谱的让国事件，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是这么评价的：“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注1）

意思是：“泰伯，那可以说是具备至高无上的品德了。三次让出天下，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

敬仰的都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了，看来孔子绝对是泰伯的狂热粉丝、铁杆拥趸。

就因为孔子的这句话，后世儒家对泰伯的行为也推崇备至，如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在《和袭美泰伯庙》中就曾写道：“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

也许是我这个人心里太阴暗，“不信人间有让王”，我还真就是不相信泰伯是心甘情愿让出王位的，因为这不但违反人性，还违反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

要知道当时周族正处于需要扩充实力同殷商王朝作战的关键时期，泰伯和仲雍这时候带着族人离去，无疑会使周族的实力受到削弱。就算泰伯宁愿把国君的位子让给季历，他也完全没有必要逃到千里之外，对于周人而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荆蛮之地去，他们完全可以留在本部落内部协助季历，这才符合周族的大局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这段语焉不详的上古记载之中，隐藏着一段极其残酷而惊人的历史：为了争夺王位，周族内部泰伯、仲雍等部族联合起来，同季历的部族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部族争斗，甚至是战争。季历的部族最终取得胜利，将泰伯、仲雍部族赶出周地。

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带着族人迁徙到那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去——失败者总是要逃远点，否则胜利者迟早会过来斩草除根的，那样可就死定了。

泰伯和仲雍逃到了荆蛮之地后，肯定也经过一番艰苦的争斗和厮杀，最后，当地千余家土著被周人收服，泰伯于是在这里自立为君，国号句吴（跟句践一样，句为吴语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也就是现在江苏一带。从此，吴地的老百姓在周族的教化下，在渔猎之外，也开始从事农业起来。

为什么泰伯要将自己的国号定为“吴”，一种说法认为：“吴”字其实就是“鱼”字，在中国古文中，鯱、五、鱼、吴四字为同音字，彼时长江太湖一带，河道纵横交错，初民们渔猎为生，泰伯和百姓便把鱼作为“图腾”，乃至国号。吴地崇鱼、喜鱼的习俗传至今日，每逢过年，家家门上贴挂鱼图，以示年年有余，在房门上贴挂“鲤鱼飞跃图”，以示“鲤鱼跳龙门，全家交好运”。

但是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泰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跟他一起逃亡的弟弟仲雍又名吴仲，而泰伯没有子嗣，所以将国号定为“吴”，以让自己的弟弟继承君位。

而据《史记·周本纪》，仲雍除了名吴仲外，还可叫虞仲（注2），因吴虞二字可通用，另据《史记 吴泰伯世家》，仲雍的一个曾孙因排行老二，并被周武王改封到了虞（今山西平陆县北），所以也叫虞仲。这个虞国，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晋献公假道伐虢而灭掉的那个虞国，秦国相百里奚原先就是这个虞国的大夫。

当然，在历史与考古学界，对于“泰伯奔吴”之地，仍有许多不同意见。关键问题就在于，泰伯为何要带领族众从关中地区跑去两千多里之外的江苏？就算泰伯是争权失败，要逃难到比较远的地方，但也没必要跑那么远。当时周部族只不过是个百里之地的小邦，影响力最多只到渭水中游一带，泰伯只要跑出这个范围也就够了。

事实上，张筱衡与刘启益、尹胜平等学者，在研究了陕西宝鸡夨国遗址以及有关出土器物铭文后，就认为泰伯所奔之吴其实是夨国。据考证，在古金文中，夨与吴、虞是相通的，吴字省口就是夨。另外今陕西陇县一带有吴山，夨国之得名应与吴山有关，而在周灭商之前的“荆蛮之地”，实际是在吴山以西的岍山与汧水一带，即今陕西千阳县，在那里有一个井国。而根据出土彝器与铭文分析，荆岍汧三字原来都是从井的。后来在西周中晚期楚国在江汉一带崛起，荆（蛮荒之意）才被特指荆楚之地。

另外，根据夨国与邻近姬姓国家的婚姻关系，学界推证夨国应为姜姓，而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泰伯之父）的妻子也是来自姜姓。

所以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泰伯应是在争位失败以后，便逃到了母舅之国夨国寻求保护，这一推断也是合理的，毕竟，一个失势的王子，逃到娘家避难，比逃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遥远异邦，看起来要靠谱得多。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陕西宝鸡境内出土的“夨王簋”、“夨王簋盖”以及“夨膡盨”等夨器的铭文分析，夨国国君在西周时期竟已称王，可见这是一个颇有战斗力的国族，它不仅曾与周族联盟伐商，且曾侵略过周边许多国家，甚至灭掉了一个同样不见史载的“弓鱼”国，其以此等实力，保护一个落难王子应是不难的。

另据考古发现，西周时期吴国的墓葬没有一座是周式墓葬，而全都是土墩式墓葬，即不挖墓穴，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其随葬品多为印纹陶器、原始瓷器和带地方特征的青铜器。而这种墓葬方式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与周式墓葬的竖穴土坑墓与大型青铜礼器陪葬方式迥异。泰伯奔吴之后，竟把自己族人的丧葬观念都改了，不大可能吧！

图：吴国土墩式墓葬

图：周式竖穴土坑墓

王明珂还发现，根据《史记》中记载的吴国世系，从泰伯仲雍开始的最早的四代人名中都带有伯仲叔季等称号，这是周人的命名习俗，可此后到寿梦共十五代，诸王的名字都与这周人命名习俗无关。

当然，这些也都可以解释为泰伯一族东迁后“从蛮夷之俗”，但是，这更像是一个将周人谱系安置在当地土著（良渚遗民）领导家族原有谱系之上的结果。而到了寿梦之子这一代，吴国王族中又突然出现了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按照周人习俗命名的王子，那就是著名的南方圣人延陵季子季札。

王明珂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吴国在寿梦时期崛起后，吴国贵族接触到更高层次的华夏文明，心生仰慕，从而逐渐拥有了华夏倾向的心理构图，在此构图上，过去的历史记忆（泰伯传说），被他们用来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而季札在深度华夏化的同时，甚至在自己身上重演了一遍泰伯让国的传说，据史书记载，季札的这次展演相当成功，许多华夏的上层人物包括鲁晋等国的君臣甚至孔子，都认同了吴国王室的正统华夏后裔身份。从此，吴国人找到了自己的祖源，华夏诸侯也找到了失落祖先的后代，而华夏联盟的范围也由此扩大了一圈，这是双赢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