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贿赂的方式卖官鬻爵的丑闻时有曝光，那些“买方”即行贿者、鬼迷心窍的“跑官”者和那些“卖方”即受贿者、利欲熏心的“一把手”一旦东窗事发便身败名裂，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世人所唾骂。有学者曾撰文疾呼：“严禁官职市场化！”委实是振聋发聩的惊世之论。

我喜读史书，略知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以贿赂的方式卖官鬻爵多有记载，它是封建社会官场本有的痼疾和难消的陋习。本文限于篇幅不作翔实的考证，仅从“苞苴”两字的释义来窥其一斑。

苞苴，原是指用苇或茅编织成的包裹鱼肉之类食品的用具。《礼记》和《诗经》均有“苞苴”一词，这个古老的用具演化为包裹行贿物的一种编织物，或言之，“苞苴”被修辞为行贿的隐语或借代，至今最少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荀子》卷一记载：汤帝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苞苴行耶？’”“苞苴行耶？”的意思就是：没有给您行贿吗？向苍天行贿以求雨，是因为那时农耕时代的落后农民认为苍天有行雨或不行雨的大权，唯有贡献“苞苴”以膜拜，奢求其开恩，逢旱甘霖，喜获丰收。杨倞对《荀子》的那段话有个注，云：“货贿必以物苞裹，故总谓之‘苞苴’。”

毋庸置疑，向苍天奉上“苞苴”以求雨，多少带有一些神秘的迷信色彩，尽管如此，也蕴含着些微的进步意义，即它是悲天悯民的。“苞苴”一旦由虚拟转化为现实而进入官场，那势必导致政治腐败，人心浇漓。诚如唐代李德裕《管仲害霸论》所说：“近世有以宫中之乐饵君者，而苞苴日行，纪纲日坏，朋党益炽，谗言益昌。”宋明两代商业发达，一些官僚利用手中特权，又经商又受贿，而一些商人行贿以捞取一官半职，居官之后再搜刮民脂民膏。于是乎，宋明两代“苞苴”公然盛行。南宋右丞相陈自强是个有名的巨贪，凡四方来信及呈送文件，封面上必写上“并某物若干奉献”，否则他就不拆不看，置之不理。

阅看公文尚且如此，选拔官吏岂非更是狮子大开口？《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两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一桌酒席竟“费勾千两金银”（见第49回），至于西门庆捞得个清河县提刑千户的官职，供奉“苞苴”几多？书中虽未著一字，但也是不言自明的事了。明代末期抗清将领张苍水在《答赵安抚书》中深刻揭露了当朝卖官鬻爵的流弊：“选将迁官，先论贿赂，登贤吁俊，亦藉苞苴。”那么，清代呢，“涛声依旧”。据《清史稿·高宗本纪》云：清代中期，吏治腐败已是“贪墨懈驰，苞苴相习成风，日甚一日”；乾隆晚年坦承：“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七日）晚清的官场，“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银，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可以说，“苞苴”如影相随地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且愈演愈烈。

然而，在贿赂盛行的封建社会官场也有清廉的官员。《玉堂丛语》卷五载，明代吏部尚书王恕不满贿赂之风，拟一简明告示：“宋人有言，仕于朝者，以馈赠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使上门求官的行贿者望而止步。这位清正的“组织部长”还将“仕于朝者，以馈赠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一联赫然题在官署大门上，以“敬”那些不善之来者。清代康熙年间的于成龙，从罗城知县到封疆大吏，一生清廉，他有句名言：“不事苞苴梦亦清。”像王恕、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在封建社会实属凤毛麟角。虽说他们有忠君、愚民的一面，那是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使然，而且他们的清廉也无力遏制卖官鬻爵的贿赂之风，但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是极为可嘉的，正如鲁迅所赞誉的，他们是“中国人的脊梁”。而那些封建社会的贪官污吏以及时下频频曝光的那些以贿赂方式卖官鬻爵的共产党队伍中的败类，亦应借用当年鲁迅的话，斥之为：人渣！